案例三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与碳交易.doc

《博弈论与竞争策略》案例 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与碳交易 一、《京都议定书》的形成背景和基本要求 人类诞生几百万年以来，一直和自然界相安无事。人类的活动能力和破坏自然的能力很弱，最多只能引起局部小气候的改变。但是工业革命以来情况就不一样了，工业化意味着大量燃烧煤和石油，意味着向地球大气排放巨量的废气。其中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CO2）含量在百年内增加了25％，造成大气温室效应，使全球变暖，极冰融化，海平面上升。据预测，如果按目前CO2浓度的增加速度，到2100年大气中CO2含量将比工业革命前增加一倍，那时全球平均气温将会上升1.0℃-3.5℃，这将导致海平面上升15-95厘米，淹没大片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引发许多自然灾害。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可以形成酸雨，氯氟烃气体能破坏高空臭氧层，造成南极臭氧洞和全球臭氧层减薄。此外，工业化排放的污染气体也使人类聚居的城市成了浓度特高的大气污染岛…… 许多人都听说过“温水煮青蛙”的典故：将青蛙置于水中，小火慢慢烘烤加热，刚开始青蛙感觉不到危险的存在，等到有所察觉时，已然无力逃脱。看来很不幸的是，作为智慧生物的人类似乎也陷入了同样的怪圈，更有甚者，造成地球这口锅“发烧”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人类自身。人类坐在锅里不停地往灶膛添柴加火，似乎不知水里面煮的正是自己。 从现象来看，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是产业活动的急剧扩大所导致的大量废弃物的排泄，超越了自然环境所具有的自净能力所造成的，是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不均衡的直接后果。 但是，在传统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市场机制未能起到遏制污染形成的作用，反而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促使污染向环境排放的制度上的重要诱因。由于环境资源对大众来说是一种无排斥性的“公共财货”，因此尽管环境资源为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所必需，但它并不直接进入生产者的生产成本。这样一来，生产者从各自利益出发，在经济决策和技术选择过程中，为了节约须支付费用的生产要素就会尽可能多地耗用不须支付费用的环境资源。这种现象因竞争机制的强制作用而愈演愈烈，从而破坏了属于社会全体共有的环境的质量，促成并加剧了环境污染的形成。 环境污染必然导致自然的、社会的及人体本身的损害，而消除和遏制这种损害需要花费相应的代价。这种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不通过市场机制而给第三者带来的损害，称为外部不经济性，由于这种外部不经济性所产生的由第三者负担的费用就是社会成本。由此可见，现代社会的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实质上是由于市场机制的缺陷而造成的社会成本，它损害了属于社会全体共有的环境的质量，是一种外部的不经济性。如果经济主体对污染行为无须承担责任，或者说只要外部的不经济性未能内在化的话，排污者就不会对污染排放进行控制和治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社会意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要求对气候变化进行研究并制定相应政策的呼声愈来愈高。在这样的呼声下，联大第45届大会于1990年12月21日通过了第45/212号决议，决定设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91年2月至1992年5月间举行了6次会议，经过艰难的谈判，于1992年5月9日在纽约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 《气候框架公约》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概念性的公约，对各国的约束力也是很含糊的。要真正能达到使各国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目的，就需要订立一个约束力更强的、明确规定各国控制温室气体义务的议定书。1997年12月，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日本东京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经过紧张而艰难的谈判，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包括有28条条款和两个附件，为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规定了具体标准。也就是说，以1990年的排放量为基准，从2008年至2012年，平均减少5.2%。具体分配则是：欧盟及东欧国家减排8%、美国减排7%、日本、加拿大、匈牙利、波兰等国减排6%，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则不必削减，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议定书同时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分别比1990年增加10%、8%、1%。所有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也就是《气候框架公约》附件1所列的37个欧洲国家(它们通常被称为“附件1国家”)，加上摩洛哥和列支敦士登。而对于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通常被称为“附件2国家”），《京都议定书》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减排义务。 为什么只规定发达国家的排放量？这就涉及到《气候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一条基本原则：全球各国对气候变化负有“共同而又有区别的责任”。中国参加《京都议定书》谈判的专家组成员，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