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学生与外交.docVIP

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 留美学生与民国外交 留美学生与民国外交 　　近代中国人留学美国自1847年容闳起，而留美学生开始涉足中国外交在19世纪80年代。清王朝覆亡前这些人中任职最高的已至外务部尚书。民国成立后，更多的留美学生回国进入外交界服务，形成民国外交界中一个独特而有影响的群体。 　　 　　留美学生在民国外交界的崛起 　　 　　中国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外事务开始由“夷务”向近代意义上的外交转化。但此时办理外交的官员仍由出身士大夫的传统官员担任，19世纪80年代初留美幼童返国后，其中不少人进入各地官署或驻外机构，协助办理外交或“洋务”。这是留美学生进入中国外交界的肇始。20世纪初，这批最初进人外交界的留美学生中已有数人担任外交要职，如驻美公使梁诚、外务部侍郎唐绍仪、外务部尚书梁敦彦等。因为留美幼童总人数有限，故就整个晚清外交界尤其是高层而言，留美学生仍只是少数人。 　　这一状况在民国成立后发生显著变化。自民国初年开始，留美学生进入外交界服务的人数逐渐增多，尤其是担任外交要职者更呈明显增长趋势。以外交总长为例，从民国成立之初南京临时政府起一直到1928年北京政府被国民政府完全取代的16年中(即通常所称的北洋时期)，共有33任外交总长(包括署任、代理者)，其中有留美经历者9人共16人次，几达半数。从1920年颜惠庆署理外交总长起，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的职位就主要在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这几位留美学生中轮转，这一时期北京政府的外交是由他们主导的。 　　再来看驻外使节的情况。北京政府时期中国共派遣驻外使节38人，以教育经历区分，留学美国的10人，留学法国的6人，留学英国的3人，1人兼有留英、留法经历，留学日本的4人，留学俄国和比利时的各1人，自1920年后，中国驻外使节中留学欧美的人已占绝对主导地位。10名曾留学美国的驻外使节中有7人在1920年后充任此职， 　　外交总长和驻外使节这两个外交关键职位的情况表明，留美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已在民国外交界崛起，但留美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在民国外交界的崛起更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 　　清末民初中国外交制度乃至整个政治制度的演变则为留美学生进入外交界创造了条件。1901年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清政府在列强的逼迫下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列六部之首。按列强的要求，外务部侍郎中必须有一人通西文西语。这为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人升迁高级官员开辟了一个专门的渠道。从实施情况看，这一规定实际上主要为留美学生提供了机会，如唐绍仪和梁敦彦在清末先后担任外务部的侍郎和尚书。与之相关联，清政府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并对“游学毕业生”进行考试，授予相应的功名出身，这又为留学生担任官职提供了新的途径。清末外交制度上的这些变更为留美学生日后在民国外交界的发展作了重要铺垫。 　　民国成立后，外交部的专业化程度进一步加强。1912年，35岁的颜惠庆出任外交部次长，而5年前他刚进入外交界。此时各部仅设次长一人，由于外交总长陆征祥体弱多病，常请病假，颜惠庆的职责相当繁重。而陆征祥之所以选中颜惠庆，是因为他自己长于法语，需要有讲英语的人才辅佐，可见对留美学生的倚重。同一年，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的24岁的顾维钧应召回国，在担任袁世凯英语翻译的同时，任外交部秘书。当时外交部在总、次长下仅设4个司及由4名参事组成的参事室和4名秘书组成的秘书处。上述两例可说足留美学生进入民国外交界并开始崛起的象征。 　　之所以将进入外交界的留美学生称为群体，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许多共同点。北京政府时期有留美经历的9位外交总长(包括署任和代理)中，唐绍仪、梁敦彦、蔡廷干均是留美幼童，其余除顾维钧外均在19世纪末赴美留学。 　　日益增多的留美学生进入外交界自然会增强他们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而他们能逐渐主导中国的外交事务还与这一时期内乱不已、政潮迭起的政局相关。袁世凯时期，留美学生已参与重要的对外交涉，如二十一条交涉时的顾维钧。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发生分裂，军阀派系争斗频繁，各派军阀均将主要精力集中于争权夺利。而外交事务涉及与列强的关系，政府变更需要获得列强的承认，政府维持需要列强的借款，因此无论何派军阀当权都无法疏忽外交事务。于是权掌中枢的军阀就将外交交给职业外交官去办理，使得他们获得很大的活动空间，能发挥相当大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曹锟当总统时对企图干预外交总长顾维钧的交通总长吴毓麟说：“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顾先生办外交有经验，我把这摊工作完全委托给他，你们为什么要出来干预?这件事完全由顾总长决定。” 　　留美学生人数的增加、外交制度的变更和动荡不定的北洋政局，产生了民国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