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美国电影中的华人男性形象-艺术.docVIP

帝国时代古典风格的风光好大方和热河后场长传 美国电影中所反映的“ 　　《娇花溅血》讲述英国女孩露西和经营工艺品店铺的程环的跨种族恋情。评论者称“程环”为“浪漫的英雄”“一个倾向自审、谦卑、文弱、被动而终究无能的善良人”。①不可忽略的是，该片展现了美国人想象中的东方阴性文化镜像。 　　与《娇花溅血》相反，在美国19世纪末大规模驱赶华人劳工后，排华思潮蔓延，使美国电影更热衷于将华人想象成野蛮“他者”。跨种族恋情主题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影片中得到继续发挥。在1932年的影片《阎将军的苦茶》中，中国军阀“阎将军”爱上了一位西方女子。阎将军扮演了好莱坞设置的华人男性的两个极端，一是善良但女性化的男子，一是阴险野蛮的恶魔。② 　　 　　二、险恶的“傅满洲” 　　 　　“傅满洲”是一个邪恶妖魔的化身，他集中了当时美国对华人世界的恶劣想象，也是“中国图像”发生转移、演变所衍生出的重要分支。 　　“傅满洲”形象始于20世纪30年代，“傅满洲博士”是在美国银幕上贯彻“黄祸论”最彻底的形象。傅满洲被塑造为残暴成性、诡计多端，精通五花八门的酷刑，能调制各种毒药的人。1932年，《傅满洲的面具》上演后,在西方社会引起相当轰动，“傅满洲”电影此后成为系列恐怖片。到了20世纪50年代，“傅满洲”的银幕政治镜像伴随冷战情绪再次活跃在美国影坛，并一直兴盛到60年代末。 　　“傅满洲”是好莱坞制作的“政治镜像”，他阴暗诡诈的个性、丑恶的帮会特征、离奇的作恶手段都被好莱坞不断加工利用。直到现在，大多数异化华人形象的好莱坞影片中，其男性反面人物形象都脱胎于“傅满洲”。 　　 　　三、刻板的“查理陈” 　　 　　华裔侦探“查理陈”是1940年以前的主流文化（小说、戏剧、影视作品）中最重要的华裔主角之一。“查理陈”是美国电影塑造的一个形象较为完整、统一的中国人原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演了以其为主角的47部影视系列片，至今仍在流传。 　　查理陈是个专注工作、温顺服从的刻板华人侦探形象：矮胖、面色红润、性格温和、待人谦恭、行动迟缓，常常用蹩脚的英语引用“孔子格言”，一度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喜剧人物。③查理陈虽然被塑造成正面形象，但很多美籍华人认为他是给美国人取乐的“小丑”，其笑料主要来自于迂腐、古板和低级错误，同样给华人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 　　系列影片中的“查理陈”形象代表了美国对中国男性的普遍偏见：麻木不仁、寡言少语、欠缺潇洒和风趣、外形柔弱瘦小、缺少阳刚之气，与影片中威武、豪爽、奔放的西方男性形成鲜明对比，“查理陈”强化了美国电影中华人男性的刻板形象。 　　四、颠覆性别话语的“蝴蝶君” 　　最能集中体现美国电影中华裔男性形象的是性别模糊、作为政治镜像的电影，是根据华裔作家黄哲伦的同名戏剧改编的《蝴蝶君》（M.Butterfly，1993）。影片在深层体现了凝结在美国人心中的“蝴蝶夫人情结”。 　　影片开始，法国驻北京使馆外交官加利马尔出现在音乐会上，他感动于宋丽玲（尊龙饰）演唱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的悠扬歌声，便主动追求宋丽玲。影片中的宋丽玲常一身绢素，黑发披肩，走动时碎步轻盈，白衣飘扬。加利马尔遐想联翩，无法自拔于东方主义的单向思维。但他惊讶地发现了真相：宋丽玲居然是间谍。加利马尔暗中帮助美军在中国打探情报，却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因泄露国家机密而被捕入狱，更惊人的是法庭宣布宋丽玲是位男性。宋丽玲在真相大白之际自问自答:“为什么在京剧里，要由男的来扮演女的角色?——因为只有男的才知道一个女的被期待成什么样子。” 　　人物性别发生颠覆，东方女子和西方男子的殉情方式也发生倒置。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中的西方薄情男子，在电影《蝴蝶君》中被替换为一个男扮女装的东方男性形象。 　　萨达尔认为，《蝴蝶君》呈现了有关东方主义的一套完整话语，“东方主义幻想所派生的假想知识，并不以精确性和效应为基础，而是基于其能满足西方人自大心理的程度……西方凝视下的东方，充满了异国情调的、罪孽的、性的愉悦……”。④西方殖民者将东方男子女性化,在“性别隐喻”中，通过象征性地弱化东方男子、消解东方，西方观众获得了优越感、凝视的快感。于是，从《娇花溅血》到《蝴蝶君》，众多华人男性形象的性别被模糊了，他们成为处于东西方文化夹缝中的暧昧“他者”。 　　五、李小龙与“中国功夫” 　　第一个试图打破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刻板形象的华裔演员是李小龙。李小龙塑造的人物形象沟通了不同种族的文化，成为闪耀在银幕上的“文化符号”。 　　李小龙在20世纪70年代的海外华人世界乃至美国少数族裔观众中引发共鸣、崇拜，主要缘于他的演绎契合了移民梦想之中“身怀绝技”“反抗强权”的英雄质素。无论是击溃日本武士的陈真(《精武门》)，或是打败美国拳师的唐龙(《猛龙过江》)都彰显了移民弱势群体企盼英雄复仇的文化心理。然而，李小龙的坎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