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试论王莽改制.doc

试论王莽改制 在西汉和东汉之间,有一个历时十五年的短命王朝新朝.新朝的主人公王莽曾试图顺应历史潮流,医治社会瘤疾,开展了一场社会改革运动, 史称“王莽改制”。在中国历史中，王莽确实是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任务。在许多人眼中，他被看作是阴谋家、伪君子；也有把他作是理想主义者、改革家。王莽废汉建立国号新后的改制，也是千秋功罪，众人各执一端，或曰“动欲慕古，不度时宜”，或曰“政治上的初期早熟”，但是结合时代背景看，王莽之为人与行动都具有强烈的历史时代的矛盾冲突。在我看来，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公正地说，王莽是位理想主义者、是封建时代的改革者，作为一个儒学者、作为一代封建帝王，为巩固新朝的政权，而“托古改制”，但事实告诉了我们，结果是措施不当，惨遭失败。确切的说，王莽演绎了一部以改革失败而告终的悲壮历史剧。 一、王莽改制的历史必然性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 一生真伪有谁知？” 这首广为传诵的咏史诗, 是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七律《放言》中的名句。大意是说王莽在篡位之前, 矫揉造作, 沽名钓誉, 世人皆受其骗, 因而得以实现其转移汉柞的阴谋。在历史上，我认为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于自身统治的局限以及出于刘汉正统的观念对王莽的偏见, 将“王莽改制”的失败也归咎他个人因素，我想也是未免太唐 突了一些。正如孟祥才先生在《细说王莽》中说的那样“自秦始皇建立统一全中国的封建皇朝之后，他是第一个用‘篡弑’的、不流血的方式改变旧皇统、建立新皇朝的帝王。因而被封建社会的历史学家牢牢地钉在了封建道德的耻辱柱上，作为巨奸大憝的典型遭受了近两千年无情的鞭挞”。要结合时代当时的时代背景来去分析王莽改制这一事件。 当时西汉末年，国库空虚，吏治腐败。豪强兼并，加剧了贫富悬殊，再加上连续罕见的自然灾害，社会问题十分突出。王莽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和大致符合实际的分析: “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凌。分田却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措。”在《汉书·食货志》记载在元帝与成帝时期，都曾经发生过比较严重的洪灾和饥荒，甚至出现“人相食”的事情，因种种原因出卖土地的农民与收购土地的富豪之间便形成了地主与佃农的关系，从此地主向中央三十而税一，佃农向地主交税可就没有这么轻松了。这样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百姓生活每况愈下，激起他们改变社会现实的强烈愿望；“五德终始”、“三统”、“三正”的观念，使社会上的各个阶层都认可通过改朝换代实现“与民更始”是一种理想的选择。这样王莽建立起新朝后，在当时就得解决土地和奴隶两个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问题。 王莽改制也有当时政治资源的局限性，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统治阶级的主流政治思想，董仲舒糅合儒家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的《春秋公羊》成为当时读书人晋身仕途的必备读物。到了王莽出生的年代，西汉王朝的社会思潮更向纯儒学的方向发展，《礼》、《诗》等儒家著作被广泛地传播与研究，儒家的思想甚至被当作宗教般顶礼膜拜。儒学在当时的地位已如信仰般神圣，中央朝政和地方的任用官吏，举贤纳能，也无不以儒家作为准则。《剑桥中国秦汉史》曾谈到西汉后期的元成二帝受到要求改造皇族和端正他们个人品行的巨大压力。而西汉末期皇帝及皇族的表现无疑令希望皇帝如儒家圣人般的儒家理想主义者失望,“以致在公元前5 年, 哀帝颁布诏书以表示更改皇帝名号和年号,企图借新的称号以恢复其家族所受之天命。这一神秘的手法很快受到普遍的指斥而归于失败。”照这种影响的趋势看, 儒家思想当时呼唤着一个让儒家满意的圣人般的皇帝来代替汉家天子, 而王莽本人兼习今、古文, 受《礼经》于陈参, 从陈钦受《左传》, 从徐宣受《易》, 而且他又谦恭下士, 处处以周公为楷模, 恰好符合儒家的圣人皇帝理想。王莽摄政夺权后的改制，在当时是有其历史时代的因果关系，自然也有他认为的合理性。在我国西汉时，曾出现过把伪科学当作真科学的历史现象，董仲舒就认为自然现象皆与人事有关，而他们这些“圣人”已经参透其中的奥妙。深受这些影响的王莽也力求通过种种吏治人事改制，来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王莽所拥有的政治理论资源其实质仍是儒家学说为主体，因此，儒家经典也就成为最优也是最适合的改革设计依据，若要创新亦是无从借鉴。除此之外，孝元太后的支持，士人的推崇，民间的期待也都是王莽改制的客观政治条件。 王莽利用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条件，当时在做大司马录尚书事，取得了政治上最高的职权。王莽大封汉宗室子孙为王、侯、关内侯，又大封王氏位数百人，得到了刘氏王氏两种上层豪强势力的拥护。为他开展“托古改制”的开展也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