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险防范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docVIP

PAGE PAGE 1 社会风险防范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 　　[摘要]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可以从建构社会风险防范机制入手。从社会主义思想史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风险有若干思考，认为经济风险可以划分为生产风险和流通风险，商人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列宁对政治风险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错过政治契机会埋下政治隐患，革命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仍然存在风险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风险进行了解读，指出落后腐朽思想会威胁国家文化安全，文化风险来自封建思想残余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不仅要有坚定的信心和攻坚克难的精神，还要建立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的风险防范机制。 　　[关键词]社会风险；社会主义思想史；经济风险；小康社会 　　[中图分类号]D0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3—0028—05 　　2012年7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在谈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指出：“在未来5年为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由于“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我们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所以，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可以从建构社会风险防范机制人手。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风险的思考 　　（一）经济风险可以划分为生产风险和流通风险 　　就经济风险而言，马克思曾以资本主义生产为视角来论述这一问题。由于资本家要攫取剩余价值，必须经历彼此连接的两个环节，即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因此，经济风险也可以划分为生产风险和流通风险。 　　就生产风险而言，马克思曾以括号的形式对其进行了明确定义。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以前，剩余生产并不重要。因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都不太发达，剩余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获取剩余产品和贮藏货币。同时，由于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存在各种各样的传统社会组织，因而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花在了担任国家和宗教职务的非生产人员身上，这种情况在古代的亚洲和非洲极为普遍。但是，“在任何一种比较发达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种剩余生产或积累都是再生产的内在因素”，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生产过程的继续扩大被人口的自然增长状况所决定；二是“因为必须建立准备金以防现有生产资料遭到危险、意外等情况（生产风险），生产资料不能自己补偿自己，而必须由追加的生产来补偿”。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指明生产风险是剩余生产重要性凸显的一个原因，而且以括号的形式定义了“生产风险”概念，即现有生产资料可能会遭到的危险和意外。 　　就流通风险而言，资本在由生产过程进入流通过程之后，往往第一个买者不是实际的消费者，而是牟利的商人。商人购买商品的目的是为了售卖，于是，商品在这里便会经历两次转化为货币的风险，第一次风险产生于商人是否会购买该商品，而在商人出售该商品时，“它现在要遭受商品第二次转化为货币的风险，遭受包含在商品使用价值中的价值转化为这同一价值的货币形式的风险”，尽管这种经济风险并不是所有社会形式都必然会经历的风险，但是“这是任何商品生产都会遭受的风险，而不管它是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种任何商品生产所固有的风险”。紧接着，马克思还分析了流通风险的本质，他认为流通风险实质上是资本家的风险：“在这里实质上表现为资本的风险，因而表现为资本家的风险”。那么，为什么流通风险不是工人的风险呢？马克思这样认为：“因为工人自己的产品（及生产条件）作为资本和他相对立，从而工人所遭遇的偶然性必定表现为与他相异化的财产的偶然性，而且只表现为与他相异化的并不以他为转移的运动”。工人只能把握生产过程中的风险因素，例如按操作规程和工艺劳动以避免生产事故，于是，工人事实上承担了部分生产风险；但是，由于商品的流通已经完全交给了资本家，所以工人在这里事实上“不在场”。所以，资本家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攫取导致商品的流通风险完全落到了资本家的头上。只不过，由于流通风险可能转化为流通危机，商品卖不出去会造成生产的停滞，这种后果便导致资本家将流通风险部分转嫁给了工人。 　　（二）商人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 　　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并没有停止探索风险问题的脚步。在此之前，二人的研究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考察范围的，那么，在前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时期，是否也存在风险因素呢？1884年3月底至5月26日，恩格斯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在论述商人的产生历程时，认为生产者将风险转移给了商人，从而也将一部分利润分配给了商人，从而催生了一个新的寄生阶级。恩格斯指出，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中，农业和手工业发生了分离，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