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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教育管理比较分析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对个人的发展以及国家的繁荣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尽管我国一直在教育领域探索并适时进行改革，但由于传统的教育体制根深蒂固，致使改革的道路举步维艰，我们国家的教育与西方的精英教育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首先，中外近代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迥然不同。西方近代教育是在产业革命后逐步发展起来的，逐步形成包括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系统，并且开始纳入正规学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提高普及教育程度具有重要影响。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由于把“殖兴产业，发展教育”作为基本国策，短短的几十年发展很快。1867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向德国、法国学习，开始教育现代化的过程。1872年的《学制令》规定职业技术教育分上下两级，每级三年，适用于工、商、农、师范；1871年工部省在东京创办了第一所工业学校，1872年又成立扎幌农业学校，1874年，大藏省组织金融税收人员培训。产业革命后，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愈来愈多，甲午海战后日本每年补助职业技术教育的经费由15万元增加到25万元。1900年的《实业教育令》，标志着日本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相比之下，中国近代教育兴起的初衷仅仅是把兴办实业教育看作是救国方法，而不是开发民智、促进生产和社会进步的途径，从而延误了中国发展的进程。近代中外教育制度不同的原因在社会生产力发展造成的社会观念差异。换句话说，西方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国民教育制度和职业技术教育制度的建立，而中国则由于封建社会而未能确立普及教育观念，导致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迟缓。 忽略历史的因素，从后天的发展来看，中外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从氛围、环境、目的、方式乃至理念上存在的巨大差异都导致了教育水平的参差。 中西方的家庭教育从宏观到微观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西方家长从小就培养和锻炼孩子的自立意识和独立生活能力，重视孩子从小的自身锻炼。他们并不煞费苦心地设计孩子的未来，而是注重孩子的自由发展，努力把孩子培养成为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的社会人。他们的家庭教育是以培养孩子富有开拓精神、能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为出发点的。让孩子自己动手修理摩托车，分担家里的割草、粉刷房屋、简单木工修理等活计。此外，还要外出当杂工，如夏天替人推割草机、冬天铲雪、秋天扫落叶等。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孩子逐渐成长为具有独立生存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中国的许多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因而超越孩子实际水平的高要求、拔苗助长的教育方式、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在家庭里到处弥漫。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除生活上加倍关心外，家长最关心的是孩子的学习。似乎学习好就是万能的，而对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心理健康程度、道德情操以及公民意识等则关心甚少，有的甚至完全不顾。从孩子出生到成年，家长几乎把孩子的一切都包了下来，做饭、洗衣服、打扫、攒钱供孩子读大学、出国、结婚、养儿育女等。尽管我们的家长都希望孩子成才、幸福，而这样的家庭教育既不可能令孩子成才，也难以让孩子得到幸福。 西方的家长更加重视孩子健康心理的培养，因而很注意与孩子的情感交流，关心孩子的心理需要。家长把快乐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来实施。他们经常和孩子一起讨论问题，孩子遇到不顺心的事也愿意跟家长商量。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健康的心理对于孩子的成才和健康人格的塑造至关重要。而中国家长对子女的关心基本上集中在孩子的生理需要方面，很少关心甚至根本无视孩子的心理需求，忽视孩子健康心理的培养和性格、意志的磨炼。其结果是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过低，以至经不起生活中的压力和挫折，即使是一件小事也能使他沮丧、颓废、自暴自弃，动辄离家出走，甚至轻生厌世。 西方家长“鼓励创新”,鼓励孩子去超越前人，相信孩子具有同成人一样的独立研究和动手的能力，能以宽容的心态去营造一个利于培养孩子创造力的环境和氛围。他们对孩子所做的种种探索行为往往持积极、肯定的态度，鼓励孩子在生活中提出不同的见解，并对其中的疑问进行积极的探索。即使家长认为孩子的某一行为并不具有积极的效果，他们也不会过多地干涉，而是让孩子在自己进行的探索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予以纠正。而中国家长往往“满足于克隆”，教导孩子在前人面前止步。对孩子的探索活动大部分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往往把孩子自己进行的“探索活动”视作“胡闹”而加以制止,孩子往往在家长的严格管教下被熄灭了创造性火花。 中外的教育方式也直接影响了中外的教育水平。中国传统教育强调知识的传授，美国教育强调学生能力的培养。“鼓励创新、发明、课堂气氛活跃”正是西方教育的特色，而“务实基础，课堂气氛严肃拘谨”则是中国教育的典型代表。在学校教育方面，西方普遍注重人的各方面的素质，如“领导能力，动手能力，合作能力及实践能力”等。以美国为例，每位高中生，每一学期要到社区服务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