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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与精神健康 ——基于北京和珠三角地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郭星华等 2012-9-2 16:50:21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健康问题在当今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本研究基于北京和珠三角地区的调查数据，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精神状态欠佳；影响其精神状态的因素主要集中在社会交往层面，其中群体性交往尤为重要。研究认为，从根本上根除“流动劳动力体制”是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关键。但在现有条件约束下，通过国家、企业和社区的协同努力，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自主性群体交往并进而增强其对城市的社会认同，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的可行途径。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社会交往；城市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构成了人数众多的农民工群体。伴随农民工群体自然的代际交替，新生代农民工[①]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据统计，截止到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的生存境遇并不尽如人意，缺乏劳动保障、工资被拖欠等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各种大众媒介中也经常出现他们吃住条件差、工资偏低、受歧视等方面的相关报道。在这种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物质生存境遇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富士康事件”[③]后，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问题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政府迅速出台一些相关政策，要求各级政府和各个企业都要切实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状况。与之相应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问题也逐渐为学术界所重视。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起点　　在学术界的视野中，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的频频发生？在这样的理论和现实追求下，学术界展开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或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探讨。如果可以将影响因素分为内在和外在两个层次来分别剖析，对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内在影响因素的既有研究表明，婚姻状态和性别都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问题产生影响[1]。从外在影响因素来看，以研究所关注的重心来分类，可概括为如下几种视角：　　（一）制度结构的视角。制度具有的重要意义已经无需赘述，在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中，制度的作用也得到了再次强调。有学者认为，独特的工厂体制是构成员工精神健康问题的根源，员工精神健康问题的发生是基于劳动力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消极的自我保护机制作用的结果[2]。同时，国家、地方政府和资本共同编织的“流动的劳动力体制”也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状况欠佳的重要原因，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驱除其流动性，促进城市融入、工作权益的保护等措施是有效提升其精神健康的关键[3]。此外，国家宏观制度的结构性制约，如现有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也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产生消极影响[4]。　　（二）关系网络的视角。对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等“关系”问题的探讨也是学者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时可以汲取的思想源泉。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指出，社会网络具有向其成员提供功能性、情感性和社会交往支持的功能[5]，可以对其成员的心理压力产生缓解的作用。赵延东的研究发现，个人的社会网络规模对身心健康均起着积极作用：紧密度高、异质性低、强关系多的“核心网络”对精神健康有积极影响，而相反特征的松散网络则对身体健康更有利[6]。何雪松等人（2010）的研究则认为，社会支持是精神健康的重要保护性因素[7]，其他学者也得出社会支持和精神健康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类似观点[8]。　　（三）生存体验的视角。除此之外，相关研究指出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与生活满意感体验存在负相关关系，生活满意度越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几率就越小[9]。从现实背景看，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目前体验到的“半城市化”状态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社会认同（最直接的体现为对所在社区的认同）的不确定，都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发挥作用[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移民压力的体验对精神健康也具有显著影响。　　总体来说，已有研究为我们深刻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还需进一步的深化和具体。制度结构视角更加关注于宏观结构环境的制约作用，但缺少了中间变量的分析，因为很难想象宏观结构本身是如何直接对精神健康发生影响的；关系网络视角更专注于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影响，但同样缺少更细微的分析；生存体验实际上是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同一层级的分析层次，这种视角强调的是生存体验是其他社会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