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特别响、非常近》中的创伤.docVIP

PAGE PAGE 1 论《特别响、非常近》中的创伤 　　【内容摘要】乔纳森?萨福兰?福厄的小说《特别响、非常近》以“9?11”恐怖袭击事件为背景，从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了主人翁谢尔一家五口和各色人物的创伤体验。福厄在作品中突出表现了创伤的表现，而将创伤原因隐于主人翁的思绪、信件和对话当中。本文将结合“创伤”理论，挖掘创伤的原因和平静的恢复。 　　【关键词】《特别响、非常近》乔纳森?萨福兰?福厄创伤 　　“创伤”理论（traumatheory）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一术语首先由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CathyCaruth）在她的著作《沉默的经验》（UnclaimedExperience，1996）中提出来的。她将“创伤”定义为某些人“对某一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的一次极不寻常的经历”（Caruth，11），她认为人们对灾难事件的反应通常会推迟出现，并反复出现幻觉，无法控制。灾难在受害者的心理留下阴影和伤害，它将会影响未来的生活。对于受过创伤的人来说，不仅引起创伤的事件，甚至连生存本身都有可能演变化为一场危机。从最初的心理学研究领域，现在“创伤”理论已广泛应用于历史、文化领域（张，145），用以阐释与暴力、丧失有关的精神、社会、文化方面集体和个体的创伤。 　　《特别响、非常近》以“9?11”恐怖袭击事件为背景，从儿童视角描绘了主人翁谢尔一家五口和各色人物的创伤体验。小说采用了不同的文字排列方法来照应创伤主题：它使用了彩页印刷，插入了大量怪诞的图画和风格迥异的书信等等，不但引人注目，也从侧面体现了受创人物孤独、痛苦的心情；再结合儿童叙述视角，使小说如一本充斥各色材料创伤档案，又像一座“创伤博物馆”（曾，92）。因国内外“9?11”文学批评的兴起，诸多名家对《特别响、非常近》褒贬不一。约翰?厄普代克为代表的一些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中应多一些沉默，多一些思考；而雷切尔?史密斯等却将这部作品视为全球视野下“9?11”事件后体现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典范之作（Smith，156）。国内针对“9?11”文学批评的新热点，研究大多基于“创伤”理论。本文认为福厄在作品中突出表现了创伤的表现，而将创伤原因隐于历史背景和主人翁的思绪、对话和书信当中。结合“创伤”理论，本文旨在挖掘创伤的原因及之后受创者内心平静的恢复，从而分析《特别响、非常近》中人物内心的战争与和平。 　　创伤的延迟特征和强迫重复症状在小说主人公奥斯卡一家五位成员身上都有所体现。但关于奥斯卡父母创伤的正面描写很少，只是简单地提到奥斯卡父亲儿时缺失父爱，喜欢用红笔标记书信报刊上的错误；丈夫去世后，母亲面对奥斯卡时总是沉默无言，独自流泪。创伤描写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奥斯卡和他的祖父母三个人物上。 　　奥斯卡的祖父母遭遇德累斯顿大轰炸后，祖父失去语言能力，祖母则迷恋上英语，隔绝了母语文化；他们各自独特的信件记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祖母的信采用双倍的空格，感觉空空荡荡的；有一次甚至忘记放色带，导致整封信都是空白。祖父的信却密密麻麻直到像黑幕一般，完全无法辨别。他们的婚姻并没有组成一个真正的家庭。祖母在德累斯顿大轰炸后七年后再次与祖父相遇，但她也知道七年的时间不能用年份来衡量，就像海洋无法测量旅行的距离，死人永远点不清一样；其实受创的两人并不能跨越灾难带来的鸿沟。祖父母在美国首次相聚，祖母否认了文化身份，一心要成为真正的美国人；祖父彻底地否认过去，连名字和故土都拒绝承认。两人没有了情感根基，失去了精神家园，只能如游魂一般地生活。 　　奥斯卡在父亲丧生于“9?11”事件后长达两年的时间内，不断找寻父亲死亡的原因，在纽约大街小巷游荡。他重复的敲打手鼓，失眠，成天幻想一些稀奇古怪的小发明，总是伤害自己，身上满是淤青。受创后敏感的奥斯卡总是穿着沉重的靴子，不停地给不同的名人写信。他无法和母亲交流，甚至觉得每次寻访都会让他更亲近父亲，同时也加深了和母亲的隔阂。奥斯卡和父亲关系非常亲密，奥斯卡的各种小发明、希望时间倒流的愿望和小说最后意味深长的结尾——“我们本来可以是安全的”都表达了他对父亲的深深依恋。父亲在困于世贸大厦给家庭电话留下了五通留言，这五条留言一条比一条绝望。奥斯卡为了不让亲人伤心，把电话机藏了起来。作为留言的唯一听众，听到了背景中的尖叫声和父亲的绝望。奥斯卡之后在一个西班牙网站上查看相关视频和图片，又一次地接触了死亡和暴力。战争和灾难的伤害让他失去了至亲的父亲，也失去了生活的重心。 　　奥斯卡祖父在德累斯顿大轰炸中的创伤最能凸显灾难对人类的摧残。在灾难发生的那一夜，空袭警报之前祖父刚刚获知安娜怀孕的好消息，而下一刻安娜就带着未出生的孩子遇难了。祖父在信中描绘了当时惨不忍睹的情景： 　　每个人都在失去每个人，炸弹像瀑布一般洒向每个角落，我看见一个女人的金发和绿裙上燃着火苗，她慌乱奔跑，怀中的婴儿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