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零售企业进入、混合竞争下的我国零售业发展要点.docVIP

外资零售企业进入、混合竞争下的我国零售业发展       一、引言    流通既是市场秩序的创造物，同时也是市场秩序的创造者（Hollander，2002）[1]。2004年以来，随着外资流通企业的大举进入，我国流通部门的竞争与整合不断加剧。在国内部分零售业态中，外资商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流通环节的竞争与结构状况对国民经济产业体系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长期实施重点发展重工业的后发战略，流通部门发展相对落后，因此政府规制对流通部门的重要性日渐重要（石明明、张小军，2009）[2]，外资流通企业大规模进入的风险常常成为学术界的讨论热点。    根据相关统计，外资流通业在中国的规模扩张十分迅速，发展策略已从单一业态扩张发展到整合餐饮休闲娱乐等业态的一体化购物中心。2010年我国内地市场零售百强中，外资企业有19家，门店数合计同比增长20.5%，比整体增速高7.8个百分点，零售额同比增长23.9%，其中特易购门店数增长38.0%，易买得门店数增长35.0%。沃尔玛1996年进入中国在深圳开出第1家门店，至2010年门店数已经达到219家；2004年销售额仅为76.3亿元，而到2010年销售额已超过400亿元，6年增长近6倍。    为了应对流通业开放与外资流通企业加快进入带来的挑战，2004年我国出台政策，力争在2010-2015年期间内培育出15家至20家核心竞争能力强、初步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型流通企业集团。7年以来，尽管我国流通企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与具备国际影响力的超级商业航母相比，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的开局之年，随着国民经济增长方式向需求驱动型转变这一思路得到明确，未来我国将更加依赖于流通方式的发展与转变。伴随着国家流通“十二五”规划的确立，我国相关政府部门也开始重新思考打造中国超级商业航母的政策，酝酿新的重点商业企业培育名单，延续未完成的培育中国“超级零售航母”的使命。    二、跨国零售企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简要述评    按照中国加入WTO后3年内开放商业零售市场的承诺，从2004年12月11日开始我国取消对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在地域、股权、数量和设立方式等方面的限制，流通业全面对外资开放。根据Sherry Stephenson（2005）[3]对APEC国家和地区流通业自由化承诺的统计（如表1），尽管在理论上全面开放并不等于完全自由化，也不等于全面放开（例如，还存在行政审批的问题；在某些特殊商品的销售领域，还有行业准入的许可制度），但我国流通业的自由化承诺已经走在了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前列。在这种开放格局下，我国的自由化承诺与加拿大类似，尽管低于美国和澳大利亚，但却是亚洲各国中自由化承诺最高的国家，不仅高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国，而且也明显高于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        基于上述开放形势，国内流通学术界对外资零售巨头的大规模扩张、流通安全风险、渠道控制权等给予了密切关注，出现了大量研究文献。    在对外资流通企业进入的宏观影响方面，李飞和汪旭晖（2006）[4]、姜红和曾锵（2009）[5]、王俊（2006）[6]等对我国零售产业安全进行了深入研究。张丽淑和樊秀峰（2011）[7]从跨国零售企业行为角度构建了零售产业安全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加权平均模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我国零售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2003年以后我国零售安全度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2004-2005年我国零售产业安全度快速下降，2005-2007年相对稳定下降，2007-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外资零售企业采取谨慎扩张的策略，我国零售产业安全度呈现出小幅回升，但2009年随着经济形势回暖，外资零售企业的扩张行为得到全面释放，无论门店数、营业面积，还是经营业绩均显著增长，安全形势再次明显下降。    在外资流通企业进入对我国产业关系的影响方面，李仙德等（2009）[8]以上海为例，对外资大卖场份额不断扩大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其负面影响可能包括挤出本土大卖场、压缩本土制造业利润空间、造成恶性竞争与资源浪费、导致周边中小零售商业失去发展机会等。王瑞丰（2010）[9]对跨国零售商与我国供应商之间存在的交易合同不平等、交易价格不公平、交易费用不稳定、交易发票不规范等冲突进行研究和分析，认为这些现象是跨国零售商处于相对优势、我国供应商处于相对弱势的结果。顾锦芳（2010）[10]从进场费的角度，对跨国零售商与我国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由于销售终端已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上下游市场有着不同的市场结构，跨国零售巨头雄厚的资金实力以及我国法律建设的滞后等原因，其存在迫使供应商向消费者转嫁负担，为供应商生产劣质产品提供可乘之机，阻碍本土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