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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价值观古今转换——德与法 内 容 壹、传统儒学的道德取向 贰、现代工商业社会的法治取向 叁、传统的法治思想 肆、建立适应工商业社会的现代儒学 伍、建立现代法治国家 壹、传统儒学的道德取向 一．内圣外王的道德价值体系 传统儒学可以说是道德之学，道德是儒家价值观的核心。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都是以道德为核心思想。修身讲道德修养，以道德作为人格评价标准。治国讲德治与人治，崇尚仁政与爱民。平天下讲以德服人的王道思想，得人心者得天下。由此构成了一个道德取向的内圣外王之学。 孔子首开道德风气之先，这与孔子是鲁国人有关。周武王得天下后，分封族人与功臣。周公封于鲁，太公望封于齐。周公留在周王朝襄助武王治理天下，由他的儿子伯禽前往治理封地。齐国的开国者太公望首先着眼于鱼盐通商之利，而鲁国的开国者伯禽则以改变当地礼俗为首务。由此可以看出齐、鲁两国风尚不同，齐国重实务，鲁国重教化。周公当时就预料到齐国强，鲁国弱。周朝确立了宗法封建制度，并建立一套相应的礼制以维护政治及社会秩序。由于封建制度的内在弱点，周王室日趋衰弱，诸侯国日渐强大，宗法礼制遭到破坏，社会结构面临调整。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晚期，已是礼坏乐崩的局面。在诸侯国中，鲁国保留了最多的西周礼制。洙泗之间，民风淳厚。身为知识分子的孔子，深感社会失序，世风日下，基于对社会的高度人文关怀，以士阶层的自觉为着眼点，以鲁国人的质朴风格，提出君子之学，作为士阶层立身处世的准则。君子之学是针对当时世风败坏而提出的，有别于小人，形成了孔学的道德取向。孔学中讲仁义、诚信、义利之辨、和而不同、周而不比、泰而不骄，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等都是严格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孔子不但个人修养讲道德，而且主张为政以德，美化三代圣王，作为统治者楷模。政治道德是周公首先提出的，周公协助父兄取得天下，深知商纣失天下并不是天意，而是不得民心。周公吸取教训，提出「克明德」、「德垂后裔」、「德裕乃身」，德政思想萌芽。孔子继承周公志业，又眼见季平子逐走鲁昭公，因为季平子亲民，而鲁昭公不亲民，得不到国人的支持。在贵族的斗争中，平民地位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孔子于是提出德政与仁政的主张。孔子在个人修养及立身处世方面讲得较多，治国方面讲得较少，而孟子及荀子则在治国、平天下方面有较多的发挥。孟子是个极端的道德至上论者，贵义贱利，尊王道贱霸道。因为道德至上主义，在人性论上必然主张性善论，与道德作内在逻辑联系；也因为道德至上主义，而有动机论与唯心论倾向。荀子走中道路线，既讲德也讲法，既讲仁义也讲刑罚，王霸并用，义利双行，以礼为思想纲领。有见于孟子性善论不符合人性真相，提出性恶论以为制衡。荀子的中庸思想较接近孔子本意，孔子虽然讲道德，但实事求是，一本务实人生的精神，讲见利思义而不排斥利，尊王道而不排斥霸道，对人性不愿多谈，存而不论，只强调后天学习。儒家经典皆为君子之学, 孔门后学所著礼记大学篇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开宗明义，为了实现明明德，提出了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大学之道，成了一套完整的内圣外王之学，而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为小结，以「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为总结。周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 礼为君子而备不为小人而备, 春秋以义为宗旨, 道德取向明显。 儒学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产物，自然带有当时封建社会的特点，有浓重宗法道德思想。西汉以孝治国，董仲舒改造先秦儒学，提出三纲作为政治与社会伦理，春秋决狱，高举伦理道德旗帜，主张德主刑辅。汉武帝独尊儒术与隋唐科举以儒取士，儒学成为国学。儒学的道德取向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与民族性格。但儒学与政治挂钩也影响了儒学的走向以及儒者的处世定位。先秦儒学出于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感的自觉，是自我期许而非干求禄位，保持独立人格，超然于统治者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坚持原则。但汉武帝将儒学列入国家宪法，儒学难免为统治者服务，由荀子的“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 变成董仲舒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隋唐科举制度使儒学成为知识分子的干禄工具，儒学由民学变成官学，儒家载体由士人移至官僚。随着帝王专制的深化，儒学的政治伦理已不复先秦儒学原貌。两宋理学家把三纲五常提高到天理的宇宙本体论高度，把先秦儒学上下对等的伦理关系变成以下事上的不平等关系，从孔子的「君使臣以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