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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论服务性政府 　　【摘要】北京于2010年4月率先提出“暂定同一购房家庭只能在本市新购买一套商品住房”的规定，成为全国首部“限购令”，引发不少城市跟进，同时引发社会对“限购令”的关注和争论。2011年1月国务院出台“新国八条”对住房限购予以肯定，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尽快出台限购措施。“限购令”这一社会现象反映了政府权力对公民权利的干预，凸显出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碰撞。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建设服务性政府要求政府应该提高其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之职能，而不仅仅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同时，这也是法治政府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政府权力公民权利服务型政府公共利益 　　一、引言 　　自北京“限购令”出台，全国各地一、二线城市有计划有步骤地集中出台住房限购细则，落实中央关于房价调控的政策意图。2月16日起，北京市出台楼市调控实施细则。文件要求，已有一套住房的户籍居民和在京连续五年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非本市户籍家庭，限购一套住房。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家庭，拥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家庭，以及无法提供本是有效纳税、社保证明的家庭，暂停在本市向其售房。公积金二套房贷款需严格执行首付60%，利率1.1倍的政策。此后，深圳、宁波、昆明、太原、成都、贵阳、武汉、南宁、海口、南京、长春、济南、上海、广州纷纷出台限购细则。限购细则出台前夕，北京、宁波、南京等地，出现了“抢网签，抢购房，抢推盘”情况。各地细则执行后，楼市交易下滑，买卖观望情绪普遍加重。 　　实行“限购令”，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结果。短时期看，房价被抑制住，没有上升的趋势。从长远看，“限购令”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良方。实行“限购令”后，有能力买房的人没有购买资格，而有购买资格的人却没有能力买房。这反映出“限购令”是治标不治本的。公民想要拥有住房的理想仍未实现。政府只是发挥其消极地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却未能积极地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政府权力似乎过度干预了公民权利，行政触角伸的太广太深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也是有悖于建设服务性政府的目标的。 　　二、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 　　回溯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近30年出现很明显的层层递进的趋势。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在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以宪法根本法的形式将保障人权原则确立了下来，也可以看做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肯定。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中国逐渐进入了网络时代，老百姓通过网络的渠道能够很容易地参与到国家事务中，参与大政方针的讨论，发挥社会监督的力量，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民主。从这一点上看，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人民的政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同时，这也是公民权利实现方式多样化的表现，政府权力相应受到限制，并且这是有宪法作为保障的。 　　（一）政府权力来源的正当性 　　法国的卢梭以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为基础，提出人民主权学说，认为人们以社会契约的方式建立国家，其最高权力属于人民，国家主权由人民来行使。这种人民主权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人民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因为它是公意的体现和运用；第二，人民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代表主权的意志是一个整体；第三，主权是不能代表的。“主权本质上是由公意所构成的，但是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外一个意志，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第四，主权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和不可侵犯的。 　　人民主权学说的出现，是国家学说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其某些原则远远超出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范围：第一，主权属于人民，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因此，政府的建立应该经过人民的同意，政府的权力应受人民的监督。在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中，人民是主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只是受托者。这是人民主权学说的核心，其意义超出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范围。第二，既然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人民就有权要求政府为人民服务。 　　政府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于同人民订立的契约，也即国家和人民之间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人民将一部分权力让渡给国家，由国家（政府）来行使，从而达到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并向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的目的。就我国而言，人民通过选举人大代表的方式，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制定宪法和法律，同时政府权力由宪法和法律加以规定，间接表现为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意志，这正符合政府权力的来源正当性，也是符合逻辑的。同时，政府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也是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之上的，“政治权力的来源和行使范围，在宪政体制下源于宪法和法律规范。因此，只有政治权力具备合法性，才有可能有宪政法律秩序”。 　　（二）保障公民权利的必要性 　　公民权利，它的基本含义是指由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并通过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的人权。人权是公民权利构成的基础和源泉，公民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