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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历史与方法论述评 刘华杰　（北京大学） 　 　　把科学本身作为学术考察的对象形成了 “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潘涛博士曾向我多次建议将此词组译成“科学元究”）， 主要包括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文化批判等研究。本文考察爱丁堡学派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的历史演化和若干方法论问题。 1．突破禁区：SSK的可能性 　　70年代初英国爱丁堡大学成立了一个比系级建制略低的单位“科学元勘小组”（Science Studies Unit），成员主要包括巴恩斯（Barry Barnes）、布鲁尔(David Bloor)、沙宾(Steven Shapin)和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等。理论家主要是巴恩斯和布鲁尔，他们提出了系统的关于科学的研究纲领；其他人则在此纲领下做大量具体的案例研究，产生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既引起学界的不断赞赏也引起学界的愤怒声讨。他们的研究总体上属于科学之社会（学）研究，他们自称其学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区别早期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等人建立的“知识社会学”，以及当时占主流地位的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外界称英国这个小组的科学社会学工作为“爱丁堡学派”。此学派的思想渊源可直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迪尔凯姆、舍勒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等。代表著作主要有《科学知识与社会理论》、《知识与社会意象》、《维特根斯坦：知识的社会理论》、《建构夸克》、《利维坦与气泵》等，重要论文有“科学史及其社会学重构”、“理性主义、超自然主义与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理性主义与知识社会学”等。 　　最能代表爱丁堡学派SSK观点的著作是布鲁尔所著《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初版，1991年再版（增加了一篇很长的答辩“后记”）。整部书除了关于数学和逻辑的一些具体研究外，基本上是自问自答式的方法论性的论战。作者首先对当时社会学家不敢碰科学知识本身的谨慎态度进行了严厉批评。“知识社会学能够研究和解释科学知识特有的内容和本性吗？许多社会学家认为不能。”（Davi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3）当时多数社会学家认为研究科学知识的生产环境和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是两回事，而后者超出了探索范围，社会学家不能碰这个禁区。而布鲁尔认为这种心甘情愿限制自己研究范围的做法本身有违科学本性，是不彻底的社会学研究。应当把所有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当作调查研究的对象。而以前社会学家把本来可以研究的领地让给了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知识社会学本来完全可以强有力地深入到哲学家们棗这些人一直堂而皇之地把界定知识的本性作为自己的任务棗现在所占据的领域。实际上，社会学家心悦诚服并急不可耐地把他们对科学的关注局限在对科学的制度框架和外部因素上面。这种做法并未触及被如此创造出来的科学知识的本性。”布鲁尔此处批评的是美国默顿学派科学社会学过分保守，只从宏观尺度外在地研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不敢从社会学角度直接研究科学知识本身即科学的内容。这种批评对默顿学派应该说是恰当的。时至今日，默顿派的工作只讨论科学的社会规范、科学的社会分层、科学的社会影响，科学的奖励体系、科学计量学等等，而不进入认识论领域去探讨科学知识本身。本戴维（算半个默顿派）甚至也曾反对社会学越界，但他马上又承认了SSK的作用。最近一个默顿派弟子声称，默顿派的方法并未排斥SSK工作的可能性，更有甚者，扬言默顿早就做了SSK所做的工作。这是不符合历史的，作为默顿派正宗传人之一的科尔（Stephen Cole）也反驳了这种胡说。这算后话。 　　布鲁尔分析，“人们之所以对从社会学角度彻底审查科学犹豫不决，是因为他们缺乏魄力和意志。他们认定这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为什么如此呢？当时社会学家普遍认为，科学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非常特殊的事业，完全不同于文学、哲学与宗教等一般文化现象，科学更具有自然本性而不是社会本性。如果社会学家无视科学的特殊性，就会面临各种矛盾和谬误。当时的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和波普尔等正希望社会学家保持这种克制。布鲁尔坚决反对这种克制。他专门提到深入禁区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做好了准备，他特别赞赏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研究工作，迪氏对宗教生活基本形式的经典研究为SSK提供了启示和灵感。“更重要的是，迪尔凯姆还作了一些暗示棗怎样才能把他的发现与对科学知识的研究联系起来。”他说，可惜的是，凯尔凯姆的思想并未引起世人的注意，“这些暗示仿佛落入了聋子的耳朵。”（D.Bloor,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