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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背景下企业家的经营智慧 　　[编者按]：企业家们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及商业模式创新的思考，正是商业本源的回归，是中国企业家阶层对构建本土商业文化的探索。越是民族的才越是国际的：打造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商业模式，也许是中国企业与国际接轨的一种有效尝试…… 　　21世纪的中国企业家，正在褪去浮躁和喧嚣，一步步走向理性和成熟。他们已经不屑于“商业明星”光环的围绕，开始从感性走向思辨，从自发走向自觉…… 　　传统文化下的企业家素质 　　王殿甫：受命于危难，企业家要提高整体素质 　　创维老帅王殿甫作为中国企业标杆式的人物，经历了计划经济厂长、市场经济下的大国企以及民营企业上市公司总裁董事长等职务。在年会上，他强调在中国文化大背景下企业家素质的整体提升，提出企业家要做思想者、战略家、实干家、社会活动家，要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创维集团经历了黄宏生事件，王殿甫受命于危难之际，最终带领创维渡过了难关，成为带领创维驰骋于家电市场的“姜子牙”。他说，“中国企业家处于一个转型时期，所以都是在磨难中成长。我们历数中国企业家有多少人翻身落马、多少人因为工作太劳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由于我们制度的不健全、法律制度的不健全，都是在磨难中来发展、在痛苦中前进、在坎坷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吴长江：“你是一个千万富翁就是一个科长”，情商影响企业家和企业成败 　　雷士照明总裁吴长江以稳扎稳打的商业风格演绎着中国文化对企业的深层影响。“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身价很低，你是一个千万富翁就是一个科长”，这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官本位思想影响的深刻认知，于是才有了一系列切合中国实际的经营战术和照明业1200家品牌连锁的模式创新。 　　自称做生意从不相信命运，但相信“情商”，也是他因应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人情、人际的表现。他说，“情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家和企业的“口碑”， “你是什么样的观念？你怎样待人接物，怎样对待朋友？你的心态等等，我认为非常的关键，一个人 的企业做大了之后就很狂妄地不屑一顾，最后就失败了。国际研究成果指出最高级别的领导——第五级领导，就是做事极度专一，做人非常谦卑。你有好的口碑你的人缘就好，有人缘才会有资源……” 　　吴国迪：花费500万元到哈佛学习，要了解自己并掌握国际管理工具 ??? 从靠借来的5角钱交学费到中国拥有100亿元资产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上海埃力生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吴国迪强调学习对于企业家成长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商业成分的匮乏，致使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先天不足，需要通过创造性的学习过程、特别是对于中国文化环境的深入研究和学习，来熟知环境、提升素质、把握方向。吴国迪说，自己在过去的十年花了500万元到哈佛学习，目的是在了解自己的基础上掌握国外的管理工具。 　　吴国迪认为传统的企业没有一个模式可以套用。企业之间必须要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相互提高，要敢于以中国文化的大胸怀去与国外对接。埃力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利用世界银行的资本，1990年引进1800万美元，到1995年加到1.5亿美元，第一步向日本学习。后来随着规模逐渐的扩大，变成了“300亿～500亿元，向美国看齐”。 　　透析文化而后管理创新 　　孙先红：“蒙牛的工厂园区内最起码是内地交通秩序最好的一块地方” 　　从“被暴打一顿的猴子”到法国夏天脖子上围纱巾的中国女孩子，蒙牛集团副总裁、中国营销界风云人物孙先红对比了中西方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文化就是制度的延伸和沉淀，企业里讲企业文化，就是要把政治制度非政治化，那是最高境界。制度让人形成一种习惯，习惯产生一种氛围，氛围最后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就叫做企业文化，或者说是管理文化。 　　蒙牛在自己的天地里营造出一种独有的无形的管理氛围或者说管理文化。这从厂区内的秩序便可见一斑，孙先红说，“毫不吹牛地讲，在蒙牛的工厂园区里面，最起码是内地交通秩序最好的一块地方……厂区里面也有斑马线、路面还有黄线，不仅自己的员工如此，外面来的人都会被这种氛围感染。” 黄鸣：“无为无不为” 　　从一天跑16个市县经营点到现在“油瓶子倒了也不扶”的“甩手掌柜”，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的“无为而治”的成果是：销售额增加了70%，利润额增加了900%…… 　　诸子百家中老子的“道法自然”，他引申为企业最终的生存目的；孔夫子的“人之初，性本善”、“克己复礼”、“仁、义、礼、智、信”发挥到企业家的自我修为等等。他创造性地继承、扬弃和改造传统文化，成功地复制、运用到了企业管理之中。 汪立成：家族企业·制度创新·产品创新 　　“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真正能够限制你发展的最大障碍还是你的制度”，浙商代表性人物、华立集团董事长汪立成认为，家族企业做小企业的时候问题不大，而企业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