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对中国.docVIP

PAGE PAGE 1 东南亚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对中国 　　摘要：东南亚是中国开展经济外交的重要舞台，随着东南亚市民社会的崛起，目前的政府援助与企业投资相结合的经济外交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一种以非政府组织为先导，结合政府援助与企业投资的多元化经济外交将成为中国对东盟经济外交的新模式。 　　关键词：经济外交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代表市民社会利益的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成为东盟决策中的第三轨道外交。[1]这种以非政府组织为核心的市民社会在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外交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11年9月，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在缅甸的商业投资项目——密松水电站项目，被缅甸政府以国内民间组织反对和环境问题为理由单方面宣布中止即是案例。加强与东盟各国市民社会的交流与沟通，将成为未来中国对东盟经济外交中的重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由于政府放松了对民间结社的限制，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高素质市民社会崛起，促进了东南亚各国非政府组织快速发展。据统计，到2002年左右，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分别达到19878个、14000个、70200个和4562个；印度尼西亚的非政府组织从1996年的1万个大幅增加到2000年的7万个。甚至像越南这样的转型国家，近年来在省级和社区层面也分别有大约600个和数千个非政府组织。[2]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在本国具有重要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如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姐妹组织、泰国的生态恢复工程、越南的联合工会（政府管理）、新加坡自然学会、缅甸教会理事会、印度尼西亚的环境论坛、菲律宾的非政府组织发展委员会等，以及在整个东盟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东盟人民大会。由于东盟各国的非政府组织拥有较强的自主性，并且具有庞大的NGO组织网络和群众基础，因此，容易凭借其强大的群众力量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产生制衡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东南亚地区的非政府组织主要致力于争取社会民主与公平，反对政府的专制独裁（主要集中在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时期及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时期），推动国家的政治改革。而在80年代以后，非政府组织逐步将自身的工作重心转移至基层社区建设、环境保护、维护人权等领域。其中，以反对建坝运动为核心的环境保护一直是东盟非政府组织的工作重心。1981年，在菲律宾奇科（Chico）河流域，菲律宾原住民自发联合起来，形成一种临时性的非政府组织，抗议在由世界银行资助在奇科河上修筑大坝的项目，迫使政府放弃该项计划。1994年由世界银行资助建成的泰国帕克蒙大坝，由于造成当地渔业捕捞量急剧下降，导致社区抗议活动不断。此次密松水电站的搁置，就是在昂山素季及缅甸非政府组织缅甸河流网络组织的领导与组织下，发动市民社会，开展社会运动，给政府造成巨大压力而导致项目的搁置。实际上，密松水电站项目经过精密的科学论证，及反复的安全性评估，并不会对该流域造成巨大的环境破坏。[3]该项目被中止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于中国目前对东盟实施的经济外交模式忽视了与该地区市民社会的有效沟通，导致市民社会的误解，并在部分国外非政府组织的不实报道之下，引发市民社会的恐慌。因此，加强市民社会间的沟通与交流，增强中国非政府组织如商会、基金会、行业协会等在中国-东盟经济外交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20世纪90年代后，在国内外局势变化的影响下，中国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步由单一的以政府无偿援助为主的经济外交模式向政府援助与企业投资相结合的经济外交模式转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中国企业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力量。1993年，中国政府利用发展中国家已偿还的部分无息贷款资金设立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该基金主要用于支持中国中小企业与受援国企业在生产和经营领域开展合资合作。[4]企业在中国经济外交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但是这种以政府援助结合企业投资的经济外交模式，主要注重政府间及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却忽视了市民社会间的交流与沟通。在“中国威胁论”日盛的东南亚各国，政府援助和企业投资，在缺乏有效的民间沟通及部分组织的煽动下，其自身所带有的政治性和盈利性引发了市民社会的不满与不安，进而影响政府决策，导致援助与投资失败。特别是在企业投资方面，由于中国的企业投资主要以国有企业的投资为主。[5]而“中国的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关系国计民生的石油、矿产、核电、国防等领域，它们与小型企业相比较，与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密。”[6]由于缺乏有效沟通，这种情况往往容易引发东道国人民的误解。因此，在国内外市民社会崛起，日益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社会力量的形势下，充分利用国内非政府组织与海外的华侨组织，加强与东南亚地区非政府组织及市民社会的交流与合作，利用非政府组织在经济外交中的先导作用，并结合政府援助与企业投资，构建多元化经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