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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厌讼思想成因浅析 　　厌讼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希望通过长期的道德伦理教化和统治阶级的以身作则，使争讼者耻于争讼来达到“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讼于庭”的和谐恬静的理想境界。随着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国普遍适用以及至高无上的地位，厌讼思想也在普通老百姓中长期流传，成为中国广大民众的思维习惯。时至今日，“厌讼”思想在现实生活中仍有不小的影响。如有些人总认为“对簿公堂”是不光彩的事;有的人在受到违法行为的侵犯或者和之订立契约的当事人违约时，或者在心理上总是认为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好，委曲求全，忍气吞声，或者实行“私了”，而不肯诉诸法律等等，这种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仍大量存在。这种“厌讼”思想是怎样成为一种历史的积淀，长期存在于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的呢?笔者拟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厌讼思想的形成有着错综复杂的背景，不可能根据任何单一的，绝对的因素或原因去解释它。若干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法律的因素影响和决定着厌讼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并相互联系形成一个结构复杂的网络。 　　(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为厌讼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自然地理条件 　　地理是孕育文化的母体。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控制能力非常低下，和自然的依附关系特别强，地理背景对人类的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或者说给它打上了最初的印记。“在远古时期，黄河流域地势相当卑下，显得潮湿，在平原中的一些丘陵成为人口聚居的所在，那时树林较多，气候也较为温暖。这样的地理因素说明这个地方是一个适宜于农业经营的地区。”所以，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成为以农耕为主的民族。由于适宜的地理条件，使人们在农业上能够取得更多的成就，因而可积累更多的财富，使文化发达有了有利的基础。这就使中国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相对不足，经济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法律和国家却提前诞生了。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原始的氏族制度就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下来。 　　中国东临太平洋，北接西伯利亚，西北是漫漫戈壁沙漠，西南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样就形成一种和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在此种条件下，中国社会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的血缘观念浓厚的农业社会。中国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的最终源头。由此，它也可以说是厌讼思想的最终源头。 　　(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及其在其基础上产生的宗法家族制度成为厌讼思想形成的根本原因 　　特定的地理环境形成特定的生产方式,我国先民在其所处的地理条件下，形成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统治阶级重农抑商的政策扶持之下，自然经济成为中国农业社会几千年来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生产方式。自然经济具有自给自足的特点，加之古代社会科技不发达，缺少便利和廉价的交通工具，导致广大民众活动范围狭小，彼此隔绝，眼界狭隘、意识保守，最终其作为法律主体的意识丧失殆尽，无从意识到利用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民事关系比较单一，大量的民事纠纷可以由血缘共同体以礼加以调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固守在土地上，除了特殊情况如丧失土地外，他们一般聚族而居于一个固定的地方，于是一个村子或者几个村子便由同姓或者其他血缘、亲属关系连接起来了。在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情况下，组织和统领个体经济活动的父系家长成了家庭中的领导核心，而管理家族事务的族长成为实质上的首领。这样，以血缘为纽带以同族大家长为核心的农村宗法家族很自然地形成。血缘统治、家长专制、等级森严成为宗法家族制度的特点。宗法家族制度一方面通过血缘连接人情，把国家法律的强制性，习惯法的自然约束和道德法庭的社会监督有机地统一为一体，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国家的正式法律;另一方面在宗法家族制度下，个体自动解除了作为独立的个体的可能，从而从根本上剥夺了起以个人名义争讼的自主性。 　　家族本位的宗法家族制度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为单位，组成了以自家地位为中心的宗族。它们往往都制定有家法、家训、家教、族规、族约，对涉及家族和宗族成员社会生活的大小事情，都有一定的规定。它们把国法和传统习惯法巧妙地结合起来，不仅具有正式的法律效力，还往往比封建国家的正式法令更加野蛮和严酷，家长和族长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此相应，家族和宗族的祠堂有着和官府衙门同等的威慑力。 　　宗法家族制度还具有道德教化的职能。宗法家族制度由于从远古起就同中国特有的礼文化相结合，二者相辅相成，使得每个人生命的全过程，都要参加相应的礼制仪式，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诸如寺庙、戏院、家庭、玩具、格言、学校、历史、故事等等，来灌输道德观念，使这些观念成为日常生活的习惯，使人们服从家族和宗族的管理，并从中受到道德教化和人格熏陶。宗法家族制度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农民完全丧失了作为独立存在的自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