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拍之下港式喜剧的北上症候.docVIP

PAGE PAGE 1 合拍之下港式喜剧的北上症候 　　九七回归以来，特别是2004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及《关于加强内地与香港电影业合作、管理的实施细则》正式实施以来，香港电影与内地的合拍热潮火速升温。两地合拍片数量突飞猛进，由1997-2001年间年均低于10部迅速攀升至2004年以来年均30部以上的数量，成为每年度两地电影创作中的重要主流。除了市场影响大、票房高的《功夫》（2004）、《霍元甲》（2006）、《叶问》（2008）、《十月围城》（2009）、《龙门飞甲》（2011）等众多动作片之外，每年生产量几乎占到合拍片数量三分之一的喜剧片创作也不容小觑。尽管诸如《家有喜事2009》、《大内密探灵灵狗》（2009）、《东成西就2011》、《河东狮吼2》等港式合拍喜剧多为中小成本投资，整体品质没有达到大制作动作片的豪华精良，面对内地广阔市场与观众时也常常水土不服，导致很多影片并没能成为合拍潮流中最优秀的作品，但不可否认的是，合拍喜剧片确实是最能融汇香港电影港式形态和北上探索的创作样式，也是最能凸显“香港性”与“内地性”文化碰撞，检视两地合拍片优良得失的重要载体。 　　一、香港喜剧电影的“香港性” 　　未进入合拍进程之前，经过传承20世纪上半叶内地喜剧文化精粹和下半叶本土创作的渐进式摸索，香港喜剧电影形成了其浓郁独特的港式特征，包括港人情怀与意识、小人物故事与语言体系、跳跃式喜剧思维等方面。 　　香港喜剧电影始终呼应着香港社会历时性发展时间轴，关注普通小市民的社会境遇、生活情感，典型呈现特定时期的港人意识与文化身份。20世纪50年代香港社会经济百废待兴，移民潮南下影响到整个香港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主导生态，喜剧电影聚焦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生存困境与情感故事，以朴素写实为风格，推出众多描摹人情世故、家庭伦理的喜剧作品，比如笑中有泪、泪中有笑的朱石麟电影，社会讽刺与黑色幽默的李萍倩电影等。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在香港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变革刺激民众本土意识觉醒、大众文化日渐兴起以及二战后香港成长的青年一代成为主流观众等影响下，香港影坛出现了以许冠文市民喜剧为代表的粤语喜剧片热潮，以荒诞情节、搞笑动作和夸张台词，对底层小市民生活情感进行描摹、调侃和讽刺，充满浓烈的本土现实气息。八十年代“九七回归”问题导致香港社会一定的动荡，温情生活喜剧和无厘头搞笑喜剧应运而生，在银幕上承载起情感抚慰与心理渲泄的社会意识。 　　香港喜剧电影一以贯之的主角是小人物，而且小人物形象与语言体系都呈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无论五六十年代生存困境与传统温情中的工人、移民、光棍等贫困人群，七十年代处于现实生活弱势却满怀幻想、既可爱又可气的小市民，还是八九十年代以后叛逆社会、鬼怪精灵、刁滑自嘲、唱衰回归的反英雄式升斗小民，香港喜剧电影中的小人物都被裹挟在各个时期特定的香港社会意识和文化潮流中，沉浮于现实生活困境与幻想理想图景中，以底层姿态被调侃、被讽刺地结构于故事中，并以契合于各时期香港底层小市民的流行口语、乡土俚语、时尚俗言等多种语言样式的小人物语言体系，或巧妙幽默家庭情趣与人间真情，或温情调侃社会热点与焦点事件，或辛辣讽刺社会黑暗与意识形态，独具港式文化与智慧。 　　无论许冠文喜剧、周星驰喜剧等，香港喜剧电影的构思另类大胆，情节结构夸张跳跃，古代现代灵活穿越，复杂时空随意架构，动作、爱情、家庭伦理、惊悚等多种类型元素巧妙杂糅，细节或噱头的密集呈现，这是香港喜剧电影独特的叙事特征。此类神经质的喜剧思维，尽管不乏“过火”、“癫狂”、“恶搞”、“低俗”等贬义评价，但正如专家所言“张狂的娱人作品，其实都包含出色的创意与匠心独运的技艺”[1]，港式喜剧乖张的叙事形式与内在的香港文化内涵是精彩融合的。 　　二、港式喜剧电影北上后的创作表现 　　2004年以来在内地电影政策利好的推动下，两地合拍框架之下的港式喜剧片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创作态势，动作喜剧（《功夫》、《宝贝计划》等）、爱情喜剧（《全球热恋》、《月满轩尼诗》等）、家庭喜剧（《家有喜事2009》、《家有喜事2012》）等多种类型影片依次推出，王晶（《大内密探灵灵狗》、《美丽密令》等）、黄百鸣（《花田喜事2010》、《八星报喜2012》等）、刘镇伟（《东成西就2011》、《情癫大圣》等）、马伟豪（《河东狮吼2》等）等影人创作活跃，在两地电影市场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这类以香港编剧、导演、演员为主导的港式喜剧，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前面已分析的香港喜剧电影的“香港性”，尽可能在情节架构、个性表演、细节营造、语言方式等多方面继续“港味”创作： 　　1、敏锐捕捉当前两地社会流行话题、时尚热点或文化思潮，发挥想象力大胆结构故事、重要情节或细节场面，有机融入小人物故事中，形成独特时效性和时尚性的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