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做主”：观念上的争议与决策中的两难-最新文档.docVIP

“为民做主”：观念上的争议与决策中的两难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对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的原因，人们有许多种解释，有人认为主要得益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人认为应主要归功于文化观念的变迁，也有人认为这与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有关，还有人认为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密切相关……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权威的解释，任何一种观点都无法得到公认。或许所有的观点都是对的，但又是片面的。但从事实上看，有一点恐怕所有人都会同意，那就是，中国经济这三十年的发展，基本上是政府推动下的发展，有学者甚至将中国经济近二十年的迅猛发展动力概括为“政府与资本的结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党政领导人把促进辖区经济发展摆在首要的位置，“各级官员最关心的就是招商引资了……各省市都成了大型的投资公司”。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聚精会神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的大幅标语；各级领导都以“为官一任、造富一方”为己任。或许，正是在这种使命的感召下，在有关绩效考核和干部任命规则的促动下，“为民做主”这一历史文化观念获得了蓬勃生机，并与当下的“执政为民”等理念相结合，顶着“科学发展观”的光环，演绎出了一幕幕与下述两则实例相同或相近的“逼民致富”情景。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豫剧《七品芝麻官》主人公这一句唱词，不仅唱出了中国历代“父母官”的心声，而且代表了当今我国许多官员的从政理想；不仅回应了以往中国百姓对于“清官”的期盼，而且符合当今我国大多数民众对于党政干部的期望。所不同的是，在过去，“当官应该为民做主”代表了一种政治信仰和社会理想，无人质疑；而在如今，由于“人民当家作主”、“社会自治”、“政治民主”等概念的传播和普及，以及现代国家治理知识的更新和发展，“为民做主”的为官理念与实践受到了诸多质疑和批判。但是，“为民做主”作为一种广为人知的为官理念和从政理想，似乎并没有因为这些质疑和批判就成了“历史糟粕”，被人们从观念与实践中剔除出去；相反，不少评论者和为官者认为，“为民做主”仍有其现实合理性，乃至时代“先进性”。于是，在当代中国政治与行政管理中是否仍可“为民做主”，在观念上出现了争议，在实践中产生了困惑。 　　二、典型案例掠影 　　1988年，海南省政府的有关领导，通过对海南气候、土地、环境等自然条件和经济与社会条件的分析，经过专家论证，并请基层发表意见后，把香蕉定为海南省的重要优势经济作物之一。为了确保“香蕉”战略的成功实现，由省农业厅牵头，政府部门做了很多前期准备性的工作；省委、省政府还专门召开了全省香蕉生产现场会，省委书记、省长、分管农业的副省长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确定了“十五”期末种植面积达100万亩、产量达250亿吨、产值达60亿元的发展目标。 　　首战告捷。1998年，海南省政府的香蕉战略取得很大的成功，实现了农民增收、运销户增利和政府增税等多赢局面。这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狠抓“香蕉工程”的决心。省农业厅制定了年度生产目标，指标层层下达、责任逐级落实到人。对于那些执行和贯彻不力的领导，可以就地免职。不仅要求各市县、各乡镇的“一把手”亲自香蕉生产，而且各横向职能部门、各企业、各农户也被纳入到指令执行体系。譬如，XX局办起了香蕉种植示范园，XX局,XX局、计划局、XX局、扶贫办、XX局等都被下达了种植香蕉的指标，办起了橡胶园。有些市县甚至把种植香蕉的指标分解到政府各机关，如某法院的符院长、XX院的李检察长、XX局康局长、政法委邢书记等等都被摊派了10至75亩不等的香蕉种植任务，农口各部门用职工工资抵押贷款约300万元，种了1500亩香蕉。真正的蕉农们自然更是要竭尽全力了、尽其所能地扩大香蕉种植面积、提高香蕉产量了。在各类“蕉夫”的共同努力下，加上当年有利的气候、市场等，海南农业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海南农村面貌也大为改观，海南农民喜笑颜开、感谢地方党政领导的英明决策。 　　然而，2001年春节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海南香蕉的价格不断下滑，每公斤单价从2元迅速下降到1.5元、1元、0.5元，最后到了极限低价0.15～0.1元――这一价格只够支付香蕉收割费。各地蕉农面临着血本无归的危机，陷入困顿、愁苦之中，要求政府承担责任；许多销售商因为收购就等于亏本，拒绝收购，连订金也不要了；从乡级到省级的党政领导则饱尝了“为民做主”另一番滋味。 　　无独有偶，200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政府为加快发展蔬菜产业，专门下发文件，确定全区建设无公害蔬菜基地重点示范区12000亩，同时示范区还要辐射带动周边乡镇种菜，目标是达到总面积5万亩，总产量2亿公斤。万亩蔬菜示范区的建设被列为各有关乡镇、部门年度考核和平时重点工作考核内容。为此，按照乡镇政府要求，一旦一个村的土地被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