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法亦法的例子.docVIP

恶法亦法的例子： 1944年，一个德国士兵在奉命出差执行任务期间，回家短暂探亲。他私下里向他妻子说了一些对希特勒及纳粹党其他领导人物的不满。他刚刚离开，他的妻子因为在他长期离家服兵役期间“已投向另一个男子的怀抱”，就把他的言论报告给了当地的纳粹党头目。结果，她丈夫遭到了军事特别法庭的审讯，被判处死刑。经过短时期的囚禁后，丈夫并未被处死，又被送到了前线。在纳粹政权倒台后，那个妻子因设法使其丈夫遭到囚禁而被送上法庭。在法庭上，妻子的抗辩理由是：根据当时有效的法律，她丈夫对她所说的关于希特勒及纳粹党的言语已构成犯罪。因此，当她告发她丈夫时，她仅仅是使一个罪犯归案受审，并没有违法犯罪。 　　在迫切的形势下，德国的法院依据法律之外的道德原则进行审判，援引了“良知”和“正义”之类的观念，认为“妻子向德国法院告发丈夫导致丈夫的自由被剥夺，虽然丈夫是被法院以违法的理由宣判的，但是，这种法律‘违背所有正常人的健全良知和正义观念’。”?Q法院通过宣布纳粹时期的法律无效的方式来实现对道德、对正义的追求与维护，这被认为是自然法学派的伟大胜利。 　　对此，以哈特为代表的分析实证法学派则认为，为了达到惩罚该女子的不道德行为的目的而仅仅通过宣布过去的法律无效的方法是不明智的。“不道德的东西在某有限程度上不可能是法律或不可能合法。运用这一原则之弊害在于：它将会掩盖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真正本质，从而鼓励浪漫的乐观主义，认为所有为我们所珍视的价值最终将在单一的体系中融洽相处，而任何一种价值不会因调和另一种价值而被牺牲或损伤。”并且，正义和邪恶的标准语界限很难确定，为了实现眼前个案的目的而随意援引道德正义原则，未免过于不严肃。哈特一再提醒我们，不要混淆了对法律基本概念的分析与对法律的批评，法律的评价与法律的定义是两个层面的事情。“我们可以说，这些法律是法律，但是它太邪恶了以至于不能被遵守。这是一个人人都能理解的道德钱的，它直接而明显的唤起了人们的道德敏感。相反，如果我们将反对的理由表述为，这些邪恶的东西不是法律。这种主张是许多人无法想象的；如果他们迫不得已而对此时作人质的思考，那么，在接受这一观点之前，便会为一大堆的哲学争议所困扰。” 　　由此可见，哈特是真实的，冷静的，他主张恶法亦法，但因其太过邪恶以至于不能被遵守。恶法亦法不是对法律的机械遵守和适用，也不是一味放纵背离道德和正义的恶果出现。而人们大多看到了前半句，认为依照“恶法亦法”之观点，该女子的不道德行为将轻而易举的逃脱法律的制裁，却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后半句结论。好比对坏人的评价，自然法学派主张“坏人非人”，而分析实证法学派认为坏人也因其符合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应被称之为人，但因其过于邪恶、罪不容诛，我们要剥夺坏人做为人所应当享有的一些权利。单从结果看来，分析实证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殊途同归，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论证过程中的依据不同。对此主张应全面掌握，万不可依照字面涵义片面理解，否则将背离分析实证法学派的真正观点，令其蒙受“不白之冤”。 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的古希腊雅典,那是一个思辩成风和民主普照的城邦。不知是秉性还是激情,能言善辩的苏格拉底特别热衷于对现世说三道四,或抨击国家的政治法律陈腐愚昧,或讽刺百姓的道德宗教江河日下,只要他认为是流弊之处,便毫不客气地加以指责。终于,公元前399年的春天,三个曾经被苏格拉底数落过的雅典人迈雷士、赖垦和安托士控告他犯下两条罪状:渎神和腐化误导青年。当时的雅典法律规定:“对一切不相信现存宗教者和与神事不同见解者,治罪惩罚。”此法律通过于国王伯里克利时代,并由教士奥菲斯特提议由公民投票表决。迈、赖和安三人正是凭此律条而状告苏格拉底的。 不论苏格拉底是如何的机智和雄辩,雅典城到底以281票对220票,判他死罪无赦。临刑前,他的老朋友克力同借探望之机告诉苏格拉底,朋友们决定帮他越狱,而且一切已经安排妥当。可苏格拉底却坦然自若,表示不越狱。克力同想尽办法说服他,认为雅典的法律如何的不公正而且遵守这样的法律简直就是愚蠢,但是终归无效。 苏格拉底倒反问克力同:“越狱就是公正的吗?对一个被判有罪的人来说,即使他确信对他的指控是不公正的,逃避法律制裁难道就是正当了?”苏格拉底提出了两个不越狱的理由:一,如果人人都以法律判决不公正为理由而逃避裁判,那么国家社会岂能有个规矩方圆?法律判决的公正固然重要,但秩序同样重要。此话隐含意是说,如果人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是非判断来为自己的行为作辩解,那么标准到底是什么呢?而且,这些判断难道就是正确的吗?因而此时法律即秩序应当是首要的选择;二,如果一个人自愿生活在一个国家,并且享受这个国家法律给予的权利,这不就等于和国家之间有了一个契约?如果只注重享受权利而不履行应尽之义务不也就等于毁约,这岂不十分不道德? 时隔14年,即公元前3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