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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代理成本与外部审计_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摘要：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带来道德风险和代理成本，外部审计是解决道德风险和降低代理成本的重要途径。本文分析了代理成本与外部审计关系的理论基础与经验证据，并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代理成本外部审计审计质量 　　一、代理成本与外部审计：理论分析 　　（一）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与代理成本Akerlof（1970）通过观察旧车市场的交易，认为因为信息不对称，销售方比购买方拥有更多的关于产品的信息，并且交易双方具有不同的效用函数，购买方只有在购买产品并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知道产品质量真正好坏。“柠檬市场”的存在降低了市场上产品的总体质量，最终会不断地缩小市场。Arrow（1971）对保险市场的研究与Akerlof（1970）类似，都是对对称信息的研究假设提出挑战，他们强调信息揭示机制的重要性，用以限制“信息优势者”利用“信息劣势者”获益的能力。信息经济学的核心是委托代理理论。在委托代理关系下，委托人和代理人由于具有不同的目标和风险立场，委托人不直接参与生产经营，因此受托者处于信息优势，而委托人处于信息劣势。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代理人的行为不可直接观察或者观察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在这样的风险分担过程中，代理人可能采取一些私人行为从而影响到收益的分配，道德风险就会产生（Holmstrom，1979）。代理人可以通过在职消费等方式来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从而产生代理成本。因为代理人没有采取正确行动的动机，道德风险问题使得帕累托最优不能够实现，只能寻求次优方案（Holmstrom，1979）。由于委托代理关系普遍存在，代理成本总是非零的。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了降低代理成本的方法：监控和管束活动，具体来讲这些方法包括审计、正式控制系统、预算约束和激励补偿系统。公司的代理成本一般包括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以及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成本。（1）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由于现代公司的发展，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渐分离，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带来了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是代理成本的决定因素。由于代理人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代理人对工作付出努力之后，可能要承担全部成本而获取一小部分利润；但另一方面他在消费额外收益时，他能得到全部好处却只承担部分成本。因此，代理人会热衷于在职消费。这样企业的价值就会小于管理层是企业全部所有者时的价值，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被称之为“代理成本”。代理成本具体又分为委托人的监督支出、代理人的保证支出和剩余损失。Morck等（1986）认为，股权越分散代理成本越高，越是采用会计基础奖励方案，代理成本越高。Ang、Cole和Lin（2000）分析了不同股权结构下的小企业的代理成本问题，研究结果发现，当外部人控制企业时代理成本很高，代理成本与股权结构反向变动，股权越分散代理成本越高。管理层持股比例越低，越具有转移外部股东财富的动机（Chow，1982），因此企业所有权越分散监督管理层的成本就越大（Chow，1982；Demsetz，1983），企业的代理成本也就越高。（2）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由于目标和利益的不完全一致，公司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LaPorta等（1999，2000）研究结果和传统的观点不一致，他们认为在许多国家上市公司的股权并不是高度分散的，代理问题主要是大股东和小股东以及债权人之间的代理问题。一些学者认为控股股东持股水平很高可以降低总的代理成本，因为大股东有资源和激励来监督管理层，从而能够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倾向，（Jensen和Meckling，1976；Shleifer和Vishny，1997；Boehmer和Kelley，2009），带来利益协同效应（Alignmenteffects），提升企业价值。但如果控股股东持股水平很高又会导致管理层“壕沟效应”（Entrenchmenteffects）（Laporta等，1999；Dyck和Zigales，2004等），其他的中小股东将很难挑战这些控股股东（Demsetz，1983；FamaJensen，1983）。“壕沟效应”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产的侵占。Johnson等（2000）把控股股东将公司资产转移出公司的行为称之为“掏空”行为（Tunnelling），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掏空”行为是合法的。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根源于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在西方、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等的绝大部分的上市公司中广泛存在（Laporta等，1999）。由于“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