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历史困境与主要问题.docVIP

PAGE PAGE 1 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历史困境与主要问题 　　[摘要]当代文学文献史料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文献史料的生成和存在总是与意识形态难以分割地缠结在一起；在当下它又深受科技、市场和全球化等现实语境和因素的影响；而研究者自身的认知和素养更是与文献史料研究的展开及其水平层次有直接关联。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文献史料，为了学科建设及自身学术水平、层次和规格的进一步提升，有必要将长期以来被遮蔽的文献史料纳入研究视野。 　　[关键词]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历史困境；现实问题；研究主体问题 　　文献史料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础，理应受到重视，这应该说是一个“常识”。然而对当代文学来说，似乎就不那么简单了。尽管21世纪以来，已有不少学人开始认识到文献史料问题的重要性并付诸实践，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推出了一批阶段性成果，但由于起步晚，研究者认知和素养滞后，再加上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目前当代文学研究仍程度不同地延续着20世纪80年代“泛理论化”的路径，无视或忽视文献史料的现象依然相当普遍。即使有相关的史料整理、考辨和研究，大多也停留在初级阶段，带有较强的功利色彩，不仅不能与古代文学相比，就是与近现代文学也存在较大差距。当代文学从1949年发轫以来至今已有六十余年，是可以而且有必要考虑学科体系的建设了，而学科建设就有文献史料学的问题。另一方面，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自身的确也累积了较为丰富的文献史料，对之如何清理、甄别和研究，并进而充实、改变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提升研究的学术水平、层次和规格，也是摆在我们当代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本文拟从历史、现实和研究主体三个方面探讨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历史困境与存在问题，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鉴于当代文学史料生产、传播和评价过程中融涵了诸多因素，因此，对它的探讨也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历史、现实与学界的许多敏感复杂的问题，并带有自我反思的成分。大量事实表明，我国当代文学正处在历史转换的一个“拐点”上，如果我们高度重视文献史料并从各方面提升史料研究的能力，在研究的思路和范式上进行由“重论轻史”向“史论并重”的战略转移，那么，当代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史编写和学科建设完全可望在现有基础上得到新的拓展。 　　一、历史困境：意识形态的影响 　　这里所谓的“历史困境”，主要是指在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的当代文学史料破坏之外，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学史料存在、发现及解读过程中存在的各种或明或隐的影响。 　　众所周知，当代文学自发端以来就与意识形态有紧密的纠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每次文学思潮或文学争鸣往往与狂风暴雨式的审查和批判密切相关，不少历史文献或文学作品因被意识形态认为不合“规矩”而毁于一旦，而更多有珍贵史料价值的私人书信、日记和未及完成的作品，“几乎就处于自生自灭之中，其意义根本就来不及在文学史家那里得以衡定”[1]114。“文革”时期民间史料收藏者赵一凡逝世后，由他多年细心收藏、编辑、保存下来的大量文学资料遗失、破坏情况严重，有的被保姆当废品卖掉，如果没有徐晓和鄂复明的抢救，几乎就要完全毁失。从这个角度来说，像《无梦楼随笔》这样极具时代反叛性和思想性的史料能够留存下来简直就是奇迹，尽管张中晓的父亲后来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往往因为各种整风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程度不同地削弱了自身保护、收集、整理分析史料的能力。据《吴晗传》作者介绍，吴晗写作《朱元璋传》（初版名《明太祖》）时就被要求用“历史的方法论”对原作的史料呈现和解读方式进行修改，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对书稿作了两次改写，根据阶级分析的方法再塑了朱元璋的形象[2]292295。但史料考据的严谨并不能反证史料运用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不在场，而恰恰是政治话语的规约使该作因尊奉“历史的方法论”而丧失了原本应有的生动和激情。至于像老舍的《正红旗下》与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这样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而使作者主动放弃了写作，或是像《刘志丹》这样刚出版就被强令收回销毁，或是像阿垅的《诗与现实》这样被某日报的“几百个字”的批判逼得“书就不能卖了”[3]59，或是像《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这样未能“完美”切合当时政治所要求的“历史逻辑”而作出大量修改，并迅速用新版代替旧版作品，更是不可胜数。 　　更为严重的是，受“文革”等特定时期“一体化”机制的规约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被纳入云波诡谲的意识形态视域中的史料本身是有问题的。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内，政治权力不但直接从历史中“删除”史料，同时还以更隐秘的方式参与甚至控制史料的“生产”，其过程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臆断，有的甚至颠倒是非。如在1955年对胡风的批判中，就存在通过“拼接”的方式将胡风与舒芜等人的通信打散、错置、嫁接、重新组合，并结合注释、批语进行了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