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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董黛 2014300370010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 在本书中，钱穆先生通过对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的讲述和分析将中国的历史串成了一条完整的线，并就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给出了自己的结论。无论对于结论或者制度的分析是否有不同的想法，我都非常赞同他的整体基调，即：中国的历史有自身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当然也有明显的弊端，但是我们决不能将中国的历史用黑暗专制加以概括。下面我借用钱穆先生在总结中的推断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首先他提出了我国中央集权的趋势逐渐加强。从西汉行政区划面积较小，到后来，逐步扩大单一行政区划的范围。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官员的机构趋于冗杂，中央不断将地方临时派驻官员，如：刺史、巡抚等成为常驻官员，遇到临时状况，会再次从中央派人，地方的层级不断增加，从最开始的郡县制两级，逐渐到清朝增加到了五级，地方官员的自主性越来越低，地方权力也自然而然地收归中央。 中央集权有其天然的优越性，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度中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如何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加强地方建设就成为了必须要考虑的问题。钱穆先生向往汉制，即行政区域小规模化，地方官员高级别化。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依照汉制固然有利于激发地方官员的积极性，避免官员结构的过度冗杂。然而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地方事务的复杂化，确实需要地方上展开合作，那么就需要行政区划相对扩大，在行政区域内统一调度。而一个大的行政区域郡县两级是不足够的，如今的乡县市省4级还是比较适应我国国情的。联系到近期大家议论纷纷的行政区划改革，最高级别的行政区划过大也并不利于区域内的协调发展，适当增加最高级别行政区划数目，缩小其所辖范围，扩大地方的自主权，精简地方的行政机构是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案。然而，如何把握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依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第二个趋势，在皇权与相权的博弈中皇权的逐步增强。从宰相行政权逐步的削弱以及宰相权力的逐步分割中不难看出，皇权在逐步增强。相权逐步让渡给皇权，诏书逐步出自皇帝，皇权逐步脱离监督约束，直到明代相权也由皇帝行使，再到清代君主专制达到了巅峰，官员的任免权也归于皇帝。非常赞同钱穆先生对君权相权博弈的精彩概括。然而，对于汉唐的高度赞赏我是持保留态度的，亦如钱穆先生所说的中国是一个制度化国家。在汉唐时期遇到有为君主，相权依然是需要让位的，在此与他所说古代制度语焉不详有许多可权宜之处倒是十分符合。汉唐时期皇权是有所限制的，然而也并不像钱穆先生所说的那般皇权处于一种形式上的状态。历史上汉武帝时期等若干时期都可给出明证。另，在唐、宋两代的叙述中对于中书省、门下省与中书门下以及政事堂的史实有一定程度的混淆，中书门下=中书省+门下省，后来的政事堂取代中书门下成为最高行政机构。到了宋代沿袭唐制，政事堂绝不像他所说等同于中书省，那么有些观点就更加值得商榷。若说钱穆先生对于汉唐两代给予了足够的温情，帮助世人重塑对于中华文化的高度自信，那么对于元明清就未免过于刻薄有失偏颇。尤其是对于清朝近乎是清一色的批评与职责，单单摘取清时期的专制黑暗面来讲自然是全盘否定，亦是有违他本书整体思想的。他对于清代政制的分析，即：部族统制，我是持积极态度的，但是部族统制是否需要全盘否定？或许他有其专制性，但在清朝，他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确定社会秩序也是起了积极地作用，康雍乾盛世亦是不可抹杀的历史，前期领土主权的维护亦是体现了大国风范。当然，站在钱穆先生所处的时代中，他对于清朝的恶感也并非无理可寻，但是历史研究虽有主观性，他也必须要寻求客观的真相。对于钱穆先生在清朝政治方面的描述和分析，我们需要更加细致认真的考证。 第三个趋势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繁杂化，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赞成钱穆先生的观点，即：一项制度刚刚产生时都不能算的上是一项坏制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吏治懈怠，精神松懈等等原因，制度便开始出现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上向来擅长用一项制度去解决另一项制度的困境，制度逐渐趋于冗杂。那么如今我们又该如何解决中国政治制度上的种种问题呢？用制度去解决制度明显不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如何使得一项制度能够不再或者能够缓慢的趋于腐化？西方的答案对于我们或许是有借鉴意义的：建立监督制衡的机制，崇尚法制，避免官员的腐化。同时居安思危意识的确立才能使得一个国家不至于在安逸中走向灭亡。 至于在本书最后，对于共产党建国方式的探究，我们姑且放下不提，这涉及到了作者的政治立场。但是对于钱穆先生所说的需要恢复民族共信心，恢复民族自信倒是深有感触。我们的古代史无论是以怎样的方式结束，在时间的长河中他依然是存在即合理的。绝对不能全盘西化予以否定，我们有着博大精深的政治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