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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高明和《琵琶记》 西安思源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吴玉军 2013-5-10 高明和《琵琶记》 教学目标： 1、教学目的和任务： ①了解曾有的作者之争，把握《琵琶记》的故事情节，了解《琵琶记》主题的多样性及对人物性格理解的多样性。 ②培养学生勇于怀疑的精神，学习评论家们在学术争鸣中的探索精神 。 2、教学重点和难点： 《琵琶记》中的赵五娘形象和《琵琶记》的艺术成就。 教学方法：讲授法、多媒体运用法 教学过程： 导语：中国戏曲发展到元代，具有了新的特点，那就是出现了北曲杂剧和南曲戏文，南曲戏文即:南戏，它始于南宋宋光宗朝，比北曲杂剧出现得早。起初是在浙江温州（永嘉）一带流行的地方戏“温州杂剧”（或称“永嘉杂剧”）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元代末年，杂剧走向衰微，而南戏却显示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出现了非常成熟的且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琵琶记》。这部作品被称为“南戏之祖”；明太祖曾盛誉这部戏是：“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南词叙录》) 一、《琵琶记》的作者 1、作者之争 自《琵琶记》问世以来，人们对它的评价，偏重于思想艺术，而对作者的问题，都肯定为高明。但是到了1981年，朱建明、彭飞在《文学遗产》第八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琵琶记非高明作》的文章，此文认为：在高明之前，今本《琵琶记》就已存在。这篇文章用《九宫十三调词谱》和《吴越所见书画录》，对《琵琶记》产生的时间及当时高明的年龄作出推断：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是写不出或改编不出如此成熟的作品的。但这很快引来了徐朔方先生的批驳，徐先生在1981年的《社会科学战线》第四期上，发表了《琵琶记的作者问题》，他认为，上述两作者所依据的《九宫十三调词谱》，其产生的时间值得怀疑，并另据材料判定高明应卒于明代初年，这样，他总结起来说,朱、彭之文，论据不充分，也不能因为《琵琶记》出现在民间或前人创作的成果，全盘否定它。自此，这场官司却停息下来，仍维持原判，即作者是高明，但是，如果哪一天发现了新证据，说不定是另一位比高明更高明的人物，好，我们姑且认为是高明，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高明。 2、高明 高明（1308—1359）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今属温州），元末至正五年（1345）进士。自少即以博学著称，曾投于理学家黄溍门下，也曾参加过围剿方国珍起义，随后厌倦功名，隐于浙东宁波，以词曲自娱，创作了《琵琶记》，这部颇具影响力也同时颇有争议的南戏剧作，将南戏带上了一个新台阶，我国古代戏曲中一部经典名著。除《琵琶记》外，还有南戏《闵子骞单衣记》，已佚；诗文集《柔克斋集》，也大多散佚，经近人搜辑，仅存五十余篇。 二、《琵琶记》的故事情节 《琵琶记》材料源于宋代南戏戏文《赵贞女》，其情节大致如下：蔡二郎应举考中了状元，他贪恋功名利禄抛弃双亲妻子，入赘相府，其妻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力赡养公婆，竭尽孝道，公婆死后，她以罗裙包土，修筑坟莹，然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可是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竟还放马踩踹，致使天神震怒，最后蔡二郎被暴雷轰死。 书生发迹后负心弃妻的现象，与宋代科举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元代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元代科举一度中断达七十余年，考试制度时兴时辍，出现了“九儒十丐”的说法，在此社会环境下，高明的《琵琶记》以同情宽恕的态度，刻画蔡伯喈的形象，删除了马踏五娘、雷劈蔡伯喈的激烈关目，而代之以“三被强”或“三不从”，即蔡辞考父亲不从、辞婚牛丞相不从，辞官皇帝不从。这样，男主人公“生不能事，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三不孝”罪名，被彻底开脱，从而使一个背亲弃妇的势力小人转换成了一个“全忠全孝”的正人君子，原来的悲剧结局也变成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 三、《琵琶记》的主题 《琵琶记》是建国以来古典戏曲评论中问题最为复杂的一个剧本。自从1956年，中国戏剧家协会发起展开关于它的讨论之后，对它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关于《琵琶记》的主题思想，大致有以下四种认识： 1、反封建说。认为《琵琶记》对封建社会的描写和揭露非常深刻，有相当强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赵五娘的悲惨遭遇是古代劳动妇女的缩影，她最后与蔡伯喈团圆只是作者的美好愿望而已，蔡伯喈的家庭悲剧是由于他追求功名利禄所造成的，作者对此有所批判，显示了他的认识高度。王季思、俞平伯、程千帆、戴不凡、李长之等人主此说。 2、封建说教说。、处处宣传封建道德，剧中人物是封建道传奇剧本德的化身，是封建伦理纲常的传声筒。黄芝伪、徐翔方、周贻白等主此说。 3、两面性说。认为剧本有宣传封建道德的主观意图，有“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封建说教的思想倾向，但由于剧本对元代的社会现实作了真实的描绘，对它的黑暗，对人民群众在灾荒年代的生活的悲惨遭遇作了不加掩饰的赤裸裸的描写，反映了生活的真实，所以有它的认识价值，这是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所不能概括的，它表现了作者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