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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体验——旅游世界的硬核（谢彦君） 旅游者在这个世界中的作为，主要是一种身心的体验，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某种愉悦（谢彦君，2004）。 经验属于表层的、日常消息性的、可以为普通心理学把握的感官印象，而体验则是深层的、高强度的或难以言说的瞬间性生命直觉。可以把经验看作是行为的叠加以及由此获得的知识的积累，而体验一定是融汇到过程当中并且与外物达到契合的内心世界的直接感受和顿悟。 通常，每当谈及体验，人们很自然的会把这个范畴与心理学联系起来。 总之，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生命存在，只要这个生命面临着些许的变化、新奇、危险或者挑战，他都会在心灵上留下刻痕，并从而影响到他的今后的社会行为方式。 “永远是自己也只能是自己才能体验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产生危机的那些生活环境和变化”， “体验的过程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驾驭的——推动它，组织它，引导它，创造良好的条件，努力使这一过程按我们的理想达到使个性成长与完善的目标，至少是不要转向病态的或社会所不容许的道路”。“体验——这是克服某些生存的裂痕、这是某种修复工作，就像是实现生命的轴线。体验过程与生命的实现相对，也就是与活动相对，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某种神秘的超生命的过程：按照自身的心理生理成分——这正是那些生命和活动过程，但按照自己心理意义和使命——这是指向生命本身的过程，只想保证实现生命的心理可能性的过程。”从上面的回顾中我们不难看到，历史上的大多数先哲，都强调体验这种心理现象在终极价值上是对平庸的超越，是对生命的礼赞，是对人性的回归。也就是说，体验具有一个时间边界和空间边界。 实际上，体验是一个心理过程甚至思想过程，是一个对生活、生命和生存意义的建构和解构过程。 “一种由原初的疑惑感或空虚感而转换成的某种信念或超越，这种转换借助的一个对直接的、第一手的资料的领悟过程”。 早在20世纪60年代，布斯汀（Boostin，1964）就将旅游体验定义为一种流 行的消费行为，是大众旅游那种做作的、刻板的体验。 在这种争论当中，有些学者认为，如果旅游者的需要是一样的或接近的，那么，不管构成旅游者这种需要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多大差异，所有的旅游者都将获得某种类似的体验。 为此，科恩将旅游体验定义为个人与各种“中心”（centers，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词用类似“家园”这样的术语来间接地予以解释）之间的关系，认为体验的意义来自个人的世界观（worldview），取决于个人是否依附于某个“中心”。这里，所谓“中心”并不一定是个人生活世界的地理中心。它是每个个体的精神家园，它象征着某种终极意义。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得出有关旅游体验的一些共性的东西，那就是，对个体而言，旅游体验是一种多功能的休闲活动，既包含着娱乐成分，也有求知的成分。 科恩的这篇文章，集中地讨论了旅游体验方式（the modes of tourist experience）的问题，他把这视为一种现象学的分类方法，因为对每一个旅游者来说，他们所感兴趣的各种新异的文化景观、社会生活以及自然环境都具有不同的意义，现象学分类的基点就建立在对这种意义的分析的基础上。 旅游者从旅游中获得快乐，因为这种旅游使他身心得以重获力量感，也使旅游者产生一种充盈感。 但归根结底，旅游者在这种予人以娱乐的中心所经历的体验，主要的还是一种休闲，即使有那么一点宗教朝圣的意味，但也被世俗化了，已经失去了它固有的那种深刻的、精神境界的内涵。 现代人往往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或文化的中心存在着隔阂。其中有些人可能找不到其他可以替代的中心，他们的生活严格说来是“没有意义的”，但他们并不追寻意义，不管在他们自己所处的社会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如此。对于这样的人，旅游就不会具有休闲的意义：它完全变成了一种消遣方式——仅仅为了逃避日常生活的枯燥乏味和无意义，于是便投身于一种忘却性的假日当中，借以疗治身体，抚慰灵魂，但却不能从中获得新生——也就是说，这种体验不可能重建与有意义的中心之间的依附关系。 这种观点所关注的问题是，假设休闲旅游者依附于所在社会的中心或文化，而消遣旅游者是在社会中心之外徘徊的话，那么，一旦这些游离于社会中心外围的人逐渐意识到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种疏离、无意义和平庸，会发生什么事呢？麦肯奈尔说，他们可能采取的获得意义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革命来实现社会转型。倘若不采取这一招，那么，比较温和的一种就是旅游。这种重新被唤起的、在自己所在的社会之外追求真实意义的过程，是从对经验的获得开始的。通过声明旅游在本质上是一种以追求本真性体验为目标的现代宗教形式，他试图赋予旅游一 种新的尊严。 为此，科恩提出了旅游与宗教的两点根本不同。首先，宗教信徒的朝圣旅游总是向着它所信奉的那种宗教的精神中心的，即使有时这个中心可能远在他生活空间的边界之外。虽然旅游者也可能到所在社会或文化当中存在的一些艺术、宗教或民族的中心去旅行，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