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docVIP

《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 ——兼说《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障碍 复旦大学历史系 姜鹏 [内容提要]：《资治通鉴》的文本，蕴含了司马光诸多有现实针对性的政治思想。对于不同时期同类事件的叙述立场，司马光力度保持其统一，形成文本的内部语境。而这些内在语境往往又与司马光身处的时代政治紧密关联，是司马光现实政治意见的反映。这一外在于文本的现实政治环境，本文称之为外在语境。内外语境的交错，使得作为编年通史的《资治通鉴》，其历史事迹背后的含义变得复杂，因为任何对《通鉴》文本的改动，都可能造成对内外语境的双重破坏。本文以《通鉴》处理安内、拓外两者关系为例，对这一问题加以说明。同时参照《通鉴纪事本末》对相关内容的改写，说明原有语境是如何在改写过程中被破坏的。 [关 键 词]：《资治通鉴》 司马光 语境 一 对于袁枢的史学成就，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四库全书总目》盛赞纪事本末体的创造：“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见也”，并称赞袁枢“去取剪裁，其义例极为精密”。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九《通鉴纪事本末》提要，中华书局影印本，页437下。 只是撰写提要的馆臣没有向我们举证体现“精密”的实例。 相反我们却能找到该著不甚精密的例子，如唐宝应元年（AD.762）建巳月（即四月）甲寅、丁卯，玄宗、肃宗父子相继去世，《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十一《安史之乱》只载甲寅日玄宗崩，而不载肃宗崩。如此，不惟下文史朝义谓回纥登里可汗“唐室继有大丧”之语不可解，也将误导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理解下文的“上”究竟指谁。中华书局标点本《通鉴纪事本末》，页2937。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九《通鉴纪事本末》提要，中华书局影印本，页437下。 相反我们却能找到该著不甚精密的例子，如唐宝应元年（AD.762）建巳月（即四月）甲寅、丁卯，玄宗、肃宗父子相继去世，《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十一《安史之乱》只载甲寅日玄宗崩，而不载肃宗崩。如此，不惟下文史朝义谓回纥登里可汗“唐室继有大丧”之语不可解，也将误导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理解下文的“上”究竟指谁。中华书局标点本《通鉴纪事本末》，页2937。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百“通鉴纪事本末”条，黄曙辉点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页942。 与以上评价相反，钱穆却直斥袁枢根本不懂史学。在《中国史学名著》中，钱穆谈到：“《通鉴纪事本末》那一部书，讲史体，是一个创造……可是袁枢实当不得是一位史学家，他这书的内容也不能算是一部史学名著。除掉纪事本末这一个新体以外，他的书实在不很好”，在同篇谈话中，钱穆又说：“只要先读他书的目录和标题，便知他实在完全不懂得历史”。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朱子〈通鉴纲目〉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北京三联2005年，页229-239。 钱穆这一将纪事本末体与袁枢本人的学问分开评价的取向，可能脱胎于章学诚。章学诚评价纪事本末体说：“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并认为这种体裁才真正得到了《尚书》的精髓。紧接着，章学诚对袁枢本人的学问作了相反的评价：“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朱子〈通鉴纲目〉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北京三联2005年，页229-239。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94年，页51-52。 这段文字只占了《书教》很小的篇幅，章学诚并未针对这一话题有所展开。作为“史学理论家”的章学诚，为何倾心于纪事本末体，却又鄙夷袁枢之为学的言说真义，有待于章学诚研究专家作进一步诠释。钱穆则已经根据自己的观察，对袁枢史学的荒疏作了具体论证。《通鉴纪事本末》不好，不好在哪里？“不好就在他这纪事上”，钱穆如是说。 《中国史学名著》页232。 《中国史学名著》页232。 而本文想指出另一个问题：袁枢对《资治通鉴》的改写，在无意中消解了司马光试图通过历史书写建立的整体性政治思想，而使历史变得平庸。 今日史家很少会盲目顺从科学主义立场，相信存在纯客观的历史书写。我们在阅读《资治通鉴》时，除了惊叹司马光对于文献的高水准掌握之外，不能忘记他是深入参与政治实践、具有成熟政治思想的政治家。《资治通鉴》的书名虽然是宋神宗御赐，但也非常贴切地概括了司马光撰写这部巨著的根本意图。司马光在自序中说：“稽古以至治”。表面上看，是要通过“稽古”来总结“至治”的规律，事实上，如何“稽古”，严重依赖于司马光本人如何理解“至治”。通过细致的研读，我们可以发现，司马光对于史料的剪裁、取舍，在很大程度上透露出他本人的思想立场，而这一立场又与司马光所处的时代语境紧密相连。司马光希望通过历史描述，让这些“至治之道”自我呈现。 史学史对于《通鉴纪事本末》的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