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学参考书目教学文案.ppt

还有一些对正史目录的考补、注释、笺证，如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黄虞稷、卢文韶《宋文艺文志补》，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等。 补史目录的工作，开始于清初黄虞稷。黄字俞邰，泉州晋江人，父居中曾任明南京国子监丞，家富藏修，构千顷堂收藏数万卷，黄虞稷自小便有读书和进行目录学研究的条件。 后来，他以明人著述为主，又补录宋末、辽、金、元时著作，撰成《千顷堂书目》。清初成立明文馆对，黄虞稷被荐入馆参予王鸿绪《明文稿》的编纂，负责《艺文志》的工作。后来王鸿绪删占了黄虞稷《明文艺文志稿》中补录的宋、辽、金、元四朝艺文。 乾隆年间，卢文韶从黄虞稷原稿中撷取补录宋、辽、金、元艺文的内容，刊《宋史艺文志补》与《辽金元艺文志》各一卷。吴赛则将这部分内容辑为《四朝经籍志补》，这便是清代补史目录工作的第一阶段。补史目录的工作后来又逐渐发展到后汉、三国、晋、南北朝、五代，及至西夏等领域，形成了补史目录的系列。 补史目录与正史目录相比，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一是，补史目录往往依靠各代史书、文集、古旧目录及有关文献资料钩沉索引、爬梳采撷，由于时代久远，直接材料的缺乏，因此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不如原有的正史目录，有些著录可能是一些未完成的或传闻的著述，因而利用时要注意考订； 二是补史目录所记乃一代著述，例如《补后汉书艺文志》记录的便是东汉人的著作； 而正史目录大多是著录一代收藏，如《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便包括了唐人及唐以前的著述，这一点要区分清楚； 三是，补史目录中采用辑录体的方法，将前代有关书籍的考订内容汇集在相关书名下，提高了研究价值。如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运用乾嘉时期经史考订成就，将有关考史、注史、校史、辑佚书的序跋等收入“自注”中，给人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四是，各种补史目录都在有关的断代史研究及目录学研究中发挥了作用，从各个角度提供了学术价值，在目录学研究方面更注重补辽、金、元三朝目录，这段时期国家书目或大型私家目录全付阙如，要了解辽、金、元三代著述情况，这些补史目录便成为主要参考资料。 史志目录有若干种类，但无论从编撰形式或内容价值来看，都以正史目录为主，正史目录是志目录的核心，最为优秀的当属《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 有的学者对史志目录持否定态度，如唐代刘知几在研究史书各志的功用时，认为其中的艺文、经籍志是无用的，“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频互出，何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乎？”他还说：“艺文一体，古今是同，详求厥义，未见其可，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唯取当时撰者。”(《史通·书志篇》) 他希望删掉纪传体史书中的艺文一体，实在要保留的话，最好只著录当代的撰著，而不要罗列所有书目，以免与前志重复。 清初《明史·艺文志》的编撰就采用了刘知几的这个提法，只著录明代著作而不著录其它藏书。这些提法和作法在史学编撰上当然是一个改革。 对于古籍目录学的研究来说，史志目录还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 (1)它们通过承袭、删抄一些早期目录，为后人保存了古代目录的宝贵资料； (2)有些优秀的史志目录在目录书的编撰体制上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例如刘知几批评过《隋书·经籍志》就完善了四部分类法的分类体系； (3)绝大部分史志目录全面广泛地著录了古今图书，便于后人了解古籍的流传存佚变化。而如《明史·艺文志》只著录明代著述，恰恰明代又无一部做得较好的国家书目，所以后人不能详细了解到明以前著作在明代的流传存佚情况，这不能说不是—个缺憾。 古籍目录中附注的文字一般比较简略，少则三五字，多至几十字至数百字，不拘一格。附注的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大致有： 1．注撰人。 2．注内容。 3．注篇目。 4．注真伪。如《汉书艺文志》著录《伊尹说》二十七篇，注曰：“其意浅薄，似依托也。” 5．注附录。说明某书之后还附有图成附有表。 6．注亡佚残缺。 7．注成书年代。如《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太一金镜式经》十卷，注曰：“开元中诏撰。” 8．注成书背景。如《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西域国志》六十卷，注曰：“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诏史官撰次，许敬宗领之，显庆三年上。” 9．注版本。 10、注书籍用途。如《书目答问》就常在书名下注上一两句按语，如“此书最便”、“此类各书为读正史资料”等，说明书的用途，以指示读书门径。 附注这种体式涉及的内容范围虽很广泛，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却不面面俱到，往往只是注较重要、较突出的一点，为读者了解书籍提供一些线索。 古代目录的体裁 古籍目录书的体裁，虽然在以梗的目录学著作中没有明确地提出来，但是，不少学者在其目录学论著或论文中从不同角度都有所涉及。例如汪辟疆先生在初版于1934年的《目录学研究》一书中，曾在论述目录学界说时提出四种作用不同的目录样式： 第一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