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间舆论如何看待秋瑾案——兼与李细珠先生商榷（之二）.docVIP

浅谈民间舆论如何看待秋瑾案——兼与李细珠先生商榷（之二） ????【标题注释】李细珠先生的文章《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04年第7期。 【内容提要】《互动》对秋瑾案中“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及其互动提出很有见地的看法，也有严重失实之处。在君权大于法权的时代，“讯明口供后就地正法”并于事后上报，就是皇帝钦定的法律和司法程序。舆论集矢于张曾以革命罪杀害从未革命的“弱女子”秋瑾，痛斥官府制造冤案。其原因既是清政府权威丧失，也与延续千年仍是当时社会主流意识的性别与社会角色观念有关。1907年前后，“以立宪消弭外患”、“以立宪消除革命”，是清政府与民间舆论之间的“共识”，“预备立宪”是双方都在利用的“话语资源”和攻击对方的“武器”。且史料与学术规范等，似亦有可探讨之处。 【摘 要 题】百家争鸣 【关 键 词】民间舆论/弱女子秋瑾/冤案/预备立宪/学术规范 【正 文】 　　　　三　预备立宪时代等于“近代法制社会”吗？ 《互动》一再提到“法制”，“法制观念”，“近代法制社会”，“宪政精神”，“司法独立”，“司法程序”等概念，并以之论说民间舆论。（注：如第4页，“（就地正法）这种仅凭口供判案并立即执行的司法行为，与近代法制观念及其司法程序颇有距离，此举在近代法制社会中确是过于轻率的举措，颇有草菅人命之嫌，因而正在要求实行立宪的民间舆论对此大加非议，也就不足为怪了。”“1906年，清廷在官制改革的过程中涉及到‘司法独立’问题。”第6页，“二是案件的程序问题。官府在没有确实口供和证据的前提下处死秋瑾，不合法制。这两点的关键之处又在其有悖于宪政精神。”第20页，“民间舆论的立足点已超越秋瑾革命与否的界限，而充分关注宪政题中应有之意的法制问题。”第25页，“秋瑾案最受舆论攻击的一个要点就是司法程序问题”，等等。） “仅凭口供判案并立即执行的司法行为”的确“与近代法制观念及其司法程序颇有距离，此举在近代法制社会中确是过于轻率的举措，颇有草菅人命之嫌”（注：《互动》，第4页。）。问题是：什么才是“近代法制观念和司法程序”？清王朝是“近代法制（法治）社会”、具备完善的“近代司法程序”吗？如果是，就地正法当然违背了“近代法制（法治）观念和司法程序”，草菅人命。倘若修订新律的法律专家沈家本和在英国林肯法律学院毕业、在香港任律师多年、受聘为香港法官兼立法局议员、曾被清政府派为驻美国大使的伍廷芳也不知道正在制订的新律、新法能够修成什么模样，能否与“近代欧美法律及司法程序”接轨，何时能够通过、颁布，何时能在各地司法实践中贯彻执行，饱读四书五经的士大夫却不仅具备了“近代法制观念及其司法程序”的知识，还敢公然违抗圣旨，对“（就地正法）这种仅凭口供判案并立即执行的司法行为，与近代法制观念及其司法程序颇有距离，……大加非议”？ 清代司法属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其最大特点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皇帝总揽行政、立法、司法大权（这正是君主专制的基本特点），地方也是行政与司法合而为一，行政兼理司法，办理案件的责任和权力都赋予各级行政机构的正印官，司法审判只是行政的一个环节，一种手段；诉讼法律、审判规则往往也被列入《会典》、《吏部处分则例》、《钦定台规》等行政法典。“中国没有出现独立的司法机构或法学。县令集警察（他要拘捕罪犯）、起诉人、辩护律师、法官、陪审团的职责于一身。”（注：兰比尔·沃拉：《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与此同时，清代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与官方表述之间又有着很大的差距，即“实践”与“表达”的“背离和矛盾”。（注：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重版代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在该书“中文版序”中，黄先生特别强调，“区别其描述和实践，乃是此书的一个主题”。） 地方官在不违礼法的情况下，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程序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说理与论辩的需要，保证其公平、公正。当论辩和说理受制于皇权或其延伸的权力时，程序并不重要，因而清代国家法中没有明确、完整的程序法，只对各级官员审理案件的过程有详细规定；（注：详见雷禄庆：《中国法制史》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11—625页。） 各级官员与普通民众往往也更注重案件的审理结果，即只要是实质上公平、公正（如杀人偿命），能够兼顾“天理、人情、国法”，并不在乎具体使用什么方法，所以清朝的公私文档中有大量不按程序办案的实例，其中不乏深得民心广为称道者。（注：如葛建初在《折狱奇闻》一书中记述了许多“惊骇眩异，闻所未闻”的疑难案件，承办官员不循常规、不按常理，最终达到水落石出的效果，皆大欢喜。（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集》，第158 册）李启成《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也提到，清代循吏蓝鼎元在《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