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行为的市场导向与制度创新资料.docVIP

论政府行为的市场导向与制度创新 ????【作 者】夏业良/王欣/何奇松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市场化发展而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然而政治体制的变革滞后于经济体制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造成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效率之间的明显差距，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互动增进”，关键在于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政府行为或运行方式的制度创新，提高政府运行效率，实现以法治国、制度先行的治国方略。 　　　　一、有效的制度产品是极为稀缺的 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不只是资源、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它还与基本的制度环境以及决定如何使用那些投入的规则和习俗有关。政府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环境中所起的作用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经济学有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即人们总是赞同对自己有利的行为，反对那些对自己不利的行动。经过多次博弈之后就会形成对大家比较有利，或至少不损害大多数人利益的制度安排。所以制度可以被理解为集体决议中最为可行的对策。如果制度最初形成时的情境发生变化，人们发现了更有效的导致新的制度形成的交易方式，则会出现新一轮的“互动增进”过程，从而使新的制度安排从旧的制度环境中脱颖而出，这就是制度变迁的轨迹。 制度变迁总是意味着从效率较低的形式趋向效率较高的形式。在长期中，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在短期中，这种看法并不能解释一切，因为在生产中确实存在低效率的制度安排，甚至会出现某种制度的“退化”，一种高效率的制度会演变为低效率的制度安排（盛洪，1993）。 导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锁定在低效率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受到政府长期低效能的制约。由贫困和落后造成的社会暴力、犯罪、腐败和不稳定又会削弱政府支持改革的能力，甚至使政府完全不能运转。南部非洲的许多国家正经历着政府危机；中东欧国家的政府改革还远未完成，独联体中许多国家政府能力低下，已成为它们在经济和社会改革方面取得进展的一个越来越大的障碍；在拉丁美洲，一种新型的政府正在该地区出现，但其法律制度建设还远未完成；在中东和北非，到目前为止失业是最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使得缩减政府规模变得尤为困难；而在亚洲，东亚金融危机使得人们不得不对东亚国家的政府能力进行反思。政府效率和行为能力问题的凸现，说明有效的政治制度与良好的政府运行机制依然是稀缺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7）。 与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相比，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贡献是相当有限的。这是由于主流经济学家长期把制度视为外生变量，削弱了经济理论的解释力和对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显然，缺乏制度分析，尤其是缺乏对政府制度安排进行实证分析的应用经济理论，使得人们对政府行为和决策能力的考察，长期以来停留在一种对市场“乌托邦”的认识水平上。 政治学与经济学在研究视野上的“分道扬镳”，使得经济学和政治学都陷入了各自的窘境。正是由于对这一“分裂”的不满和反思，有些经济学家开始进行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处理的理论探索。在他们的研究中，把“政治”还原给“经济学”，因而使得长期以来把“经济学”想象成具有独立地位，与政治处于互不相关的状态得以复原。他们发现政治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的制度产品的稀缺性成为制约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原因。 “一个国家的政体决定着、指导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说除非我们构造出或制造出一个稳定的对我们非常高效率的政治制度起支持作用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否则，我们就决无可能建立起稳定的、高效率的经济机构”（诺思，1995）。但迄今为止，这种复原还只是初步的，还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二者的整合（诺思，1990）。 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了体制转轨、发展转型和制度完善“三位一体”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伍柏麟，1997）。这一过程既是行政权力逐渐退出经济控制的过程，又是经济非行政化的过程，总之，这是一个政治和经济体制变革的互动过程。“原来的政治体制是同计划经济适应的，如今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政治体制纵然已有一些改革，但仍不适应经济基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化运行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这是因为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对经济拥有绝对的支配权，政治家总是试图扩大政府对经济的影响，造成政治原则凌驾于经济原则之上。政府在扩展其施政能力的同时也大大扩展了政府的规模和范围，市场被取缔，市场以扭曲和变形的方式存在，而以“黑市”“灰市”等交易方式或所谓“投机倒把”的方式在夹缝中生存。 国民经济中大大小小的失误被看作是政府的失误，而大大小小的成绩亦被看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