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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学 一 佛教经典传译与影响 （一） 佛典汉译的文学性之追求 （二） 佛典对于汉语语汇之丰富 （三） 契合士人精神世界的佛经 （四） 佛典情节在志怪中的演变 二 士僧交往与佛教氛围 （一） 玄佛与士僧交往 （二） 唐人崇佛之热情 （三） 佛寺与唐代士人 （四） 诗僧出现之意义 六 西游故事的佛教考察 （一） 唐僧故事的变异 （二） 悟空为何方神圣 （三） 情节观念溯佛源 一 佛教经典传译与影响 （一） 佛典汉译的文学性之追求 1，译经的地位 （1），对佛教的深入认识，与经典翻译渐多相适应 佛教刚传入时，中国人认为其与神仙类同： 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大能小，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障，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牟子理惑论》） 中国人正是通过对佛经的研读才了悟到它的特质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说，佛典翻译是中国佛教发展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2），汉译佛经的事业也是世界翻译历史上最为惊人的成就之一。 规模宏大的汉文三藏，是佛教文献中的宝贵遗产，它远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翻译文本，因为不少据以译入汉文的原初文字文本早已不存，所以它具有自己独立的宗教和文化价值。 2，译经的困难 佛经传译与一切翻译实践一样，是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的，这本就是十分艰难的一项工作，加上当时佛经原本和实际翻译操作的复杂情况，更是难上加难。 （1）佛经口传不定 初期的佛教译经，与现代的翻译操作最为不同的一点，就是经典原文全凭远来的僧人口诵，并没有独一无二的确定经本，这还是古印度传经的旧习《法显传》记载： 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 所以即使原来同为一部经，也会有因为诵经僧人的记忆力之好坏乃至记忆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我们只要看早期传记中夸耀某僧能诵出数万偈经之类，就可以悬想当时情形了。 待这远来的和尚诵出经文后，再由一人“传言”或“度语”，即口译为汉语，另有人加以笔录，最后再经一道文字加工润色的程序，才算完成译事。有时候，诵经的和尚通汉语，便直接口译为中文，他与笔录者组成搭档，程序简化了，这就与近代林纾译西洋小说的情形有些相类似。 （2）经本语言复杂 在佛经原本方面，除了上述的口诵方式往往不可靠外，即使后来东来的僧人乃至西行求法者携回经典文本渐多，也还存在一个经本语言复杂的问题。最初，汉译佛经原本语言多为西域胡语，唐代以后，梵文经典才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变化，与来华僧人原来的所在地有关。据梁启超在《佛经的翻译》中分析，后汉时来华者多是安息、月支、康居人，西晋时多龟兹、 宾人，南北朝时则西域人与印度人各半，到隋唐以后，印度人才占大多数(《佛学研究十八篇》)。原来的居处不一样，那么诵出的经本文字自然也有异。 （3）传译语言难通 这些僧人与中国和尚或居士合作进行具体翻译时，双方始终存在着语言沟通的困难，对于对方的语言都不甚了了，照僧佑《出三藏记集》的说法就是： 译梵为晋，出非一人。或善梵而质晋，或善晋而未备梵。 这里所谓“晋”，即指汉语而言，因为所指时代为晋。慧皎《高僧传》也有类似的描述： 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合。 所以，只有胡语或梵文与汉文都较好的传译者才会完成上佳的译本。六朝时期传译佛典比较成功的译家大抵如是。比如： A，竺法护，据说通三十六种语言，又得到聂承远、聂道真父子的帮助，尤其聂道真“亦善梵学”，所以才有“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的成绩(《高僧传》)； B，昙无谶“以未参土语，又无传译”，没有即刻从事《涅槃经》的翻译，而是先学了三年语言，而后才着手进行(《高僧传》)。 C，这时期中最伟大的翻译家鸠摩罗什也是如此，他在河西居留时对汉语下过多年的功夫，而梵文自然更是专家，因而有那样高的成就。 3，译经的风格 鸠摩罗什之前，佛经汉译的方式大略可以分为直译与意译。 （1）直译 因为最初从事翻译的种种困难，那时的译经多倾向直译也是可以想见的，从对初期译经各家的评价更可以一窥其间消息： A，安世高，“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高僧传》)； B，支谶，“辞质多音（按：所谓“多音”，即对译名的处理多音译而少意译）”“贵尚实中，不存文饰”（支愍度《合首楞严经记》），“审得本旨，了不加饰”（《高僧传》）； C，竺法护，“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依慧不文，朴则近本”（道安《综理众经目录》），“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出三藏记集》）。 （2）意译 意译似以南方吴地的译经家为主，如： 支谦，他原是西域月支人，但祖上已归化汉文化，熟悉汉文，因而所译经典“曲得圣义，辞旨文雅”（《高僧传》），“颇从文丽”（支愍度《合首楞严经记》）；在译名的处理上，他多采意译而弃音译，比如佛陀大弟子舍利弗就译为“秋露子”，尤其他往往借用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