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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农业生态理念与害虫防治路径论文 　　 　　农业生产活动中的“时”指不同季节、时节有不同的气温、雨水等特点，农业生产必须对这些因素密切关注，并妥加利用。以阴阳二气的长消论述万物在不同时期的情况，充分认识到四时的气温、光、热等的差异对于万物（包括农作物）的不同影响。郭文韬认为，《月令》按照太阳在天体中的位置，以及晨昏南中所见的星宿等天象变化，再参照气象、物候等的整体变化，第一次明确地将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又分为三个月，统之以孟、仲、季，从而使“时”的划分更为客观和科学［３］。并进一步根据十二纪安排农事，如季春之月，“生气方盛，阳气发泄。……时雨将降，下水上腾。”这是该月的“天时”特征。接着安排该月农事：“生者必出，萌者尽达。……修利堤防，导达沟渎。……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吕氏春秋》有同样的论述，它把一年按万物生存发展的规律分为十二纪，无一不体现了农业生产的生态特色。如孟春纪：“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王布农事。”［４］记述了孟春时天地万物的变化情形及相应农事活动。并总结了不合时宜的农事的弊端，“先时者：茎叶带芒以短衡；穗钜（夏纬瑛注：钝）而芳（夏注：房）夺；纔（夏注：）米而不香。后时者：茎叶带芒而不衡；穗阅（夏注：锐）而青零；多?而不满。”［５］无论先时而耕，还是后时而作，都会直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进而关系到收成的好坏。 　　 　　“地利”指各地的气候、土壤等特色。农业生产必须基于本地气候、土壤等要素的特色安排农事、选择品种，如一律采用同一种生产模式、种植同一种作物，很多地方难有收成。《周礼》分全国为九州及每州所宜作物。“扬州，其谷宜稻。荆州，其谷宜稻。豫州，其谷宜五种。青州，其谷宜稻麦。兖州，其谷宜四种。雍州，其谷宜黍稷。幽州，其谷宜三种。冀州，其谷宜黍稷。并州，其谷宜五种。”（《周礼夏官司马第四职方氏》）郑玄注：兖州四种是：黍稷稻麦；豫州五种是：黍稷菽麦稻；幽州三种是：黍稷稻；并州五种是：黍稷菽麦稻［６］。对土壤的性能有较为精细的了解，并能把这方面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更好地指导农业生产。《管子》也把北方平原地区的土壤分为五等，指出了各自适宜的作物，“息土，五种无不宜；赤垆，五种无不宜；黄唐，无宜也，惟宜黍秫也；斥埴，宜大菽与麦；黑埴，宜稻、麦。”［７］五种土壤中，“息土”和“斥垆”最适宜耕种，五种农作物均宜播种，而其他三种则相对较差，“黑埴”土由于可种大田作物的稻、麦，当好于另两种。而且，每种土壤又可进一步细化为不同等级。 　　 　　先秦人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发现，天、地是农作物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即气温、降水、土壤、植被（包括农作物）等；人是人的社会生产活动。因此，在具有独特自然条件的不同地域，凸显的是人的作用。人要充分认识与把握各地独特的自然条件，主观地调节人与天地代表的客观自然的关系，使人的活动适应天地自然。因此，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农业生态系统中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故而，荀子不仅重视天地等客观要素，也强调人的作用，提倡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谓之能参。”（《荀子天论》）天的四时变化，地的财富蕴藏，都是客观的、死的东西，不能在农业生产中自行发挥作用。人则能通过其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和利用这些规律，这样天地就可为人所用，农业生产就可获得成功。《吕氏春秋》强调了这一思想，“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认为天、地、人三个子系统间相互联系，如果各子系统都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整个大系统就能正常运行，充分发挥其作用。《吕氏春秋》又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８］这是从天、地、人三者所构成的大系统方面论证了它们在农业生产中的关系，天地为自然因素，人为社会因素，体现了自然与社会间和谐的关系。 　　 　　每块田地中自然要素及其与农作物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具体农业生产实践中对每块耕种田地温湿等条件的把握。《吕氏春秋任地》对土壤耕作有独到的认识与判断，它根据不同的土壤提出了不同的耕作方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５］分析了农业生产实践中每块田地存在的这五对矛盾，主张充分认识并利用这些矛盾，使其向着有利于土地利用的方向发展，达到中和的目的，成就农作物生长的条件。而这些全凭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其把握和调节。并总结了高旱田与下湿田不同的耕种措施，即“上田弃亩，下田弃圳；五耕五耨，必审以尽。”［５］综上，基于农耕生产方式独特性，先秦的思想家、农学家等认识到天地等自然要素与人类社会的密切关系，强调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把握与利用自然条件与农作物的关系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论述其它社会问题，把“三才”理论应用到社会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