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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近日公布一项最新考古成果——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霍洛柴登古城内发现了距今2000多年的汉代铸钱作坊遗址，清理发掘出7000多斤的古钱。按每斤大约200枚计算，初步估算有140万枚。 本报记者连续两天追踪采访考古团队，努力揭开这座古城和成堆古钱背后的信息。 因盗而考，呈现完整铸钱作坊遗址 2012年8月，杭锦旗霍洛柴登古城内发生了惊动公安部、国家文物局的古钱币窖藏被盗案件。在犯罪人员被缉拿归案的同时，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杭锦旗文物管理所对该处盗坑地点的抢救性发掘也在有序进行。 2013年10月挖掘全部结束，在这里共发现3处钱币窖藏。经清理发掘以及公安追缴，先后出土古钱币7000多斤。这批钱币大多为“货泉”，另外还有少量的“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布”“布泉”“五铢”钱等。 让内蒙古考古所所长陈永志博导惊喜的是，原以为这里只是钱币窖藏，但他们又发现了铸币窑址4座。窑室平面主要为长方形，窑室一侧有火膛、火道、窑门、排水沟等。4座窑址分布井然有序，窑址附近还发现制晒坯场地。考古人员同时发现了陶器、铜器、铁器、石器及大量铜铁炼渣、动物骨骼等。 判断是不是铸钱作坊的一个重要依据是看有没有钱范（磨具）。他们很快在窑室及附近文化层中发现了150余块钱范（陶母范）、其他陶范20余块。其中有9块有确切纪年的钱范，上有文字“始建国元年三月”“钟官工……”和“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等字样。而“始建国”就是王莽年号，即公元9年。 有确切纪年的钱范虽然残缺但非常珍贵，因为习惯上铸钱后必须要“毁版”。 内蒙古考古所第一研究室主任连吉林是本次考古的队长，他所带的团队据此准确断定，他们发现了完整的汉代铸钱作坊遗址，年代应该在汉武帝以后至新莽时期（公元前110年至公元14年左右）。时间跨度百年以上。 同时他们推断，这里出土的铜钱由于大部已残半，未经打磨修整，应该是在该处铸币窑址铸造后直接存放于3个钱币窖藏，未曾流通使用。这个炼、铸、存一条龙的铸钱作坊，当时应是统一规划建造而成。如此完整，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 目前，整个铸钱作坊遗址发掘区已盖起塑钢房罩保护起来。 古钱背后的历史 连吉林向记者介绍，从本次发掘出土的西汉“半两”“五铢”铜钱及“大泉五十”“小泉直一”钱范、窖藏“货泉”“货布”“布泉”“五铢”等铜钱来看，再次证明王莽货币改革是中国古钱币发展史上一个特殊时期。 连吉林说，王莽币制改革在中国古代货币史上极有影响。王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币制就有四次大的变动。王莽在居摄时期，始铸一刀平五千、契刀五百、大泉五十；始建国元年，进行第二次币制改革，悉废错刀、契刀、五铢钱，另铸小泉值一，与大泉五十并行，同时“又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此次发掘证实鄂尔多斯地区当时已有铸币机构及地点，并且同时铸造多种货币，说明王莽时期改变了汉武帝时期郡国不能铸钱的制度。 这一时期的钱币为何多称以“泉”，收藏界有一说法。因为王莽相信谶纬之学，他夺了刘姓天下，而“刘”字繁写，由“卯、金、刀”组成，所以避讳“刘”字，同样忌讳“金、刀”两字，钱字有“金”便用了“泉”字来代替。 王莽币制改革因多而繁造成混乱而失败，但因铸币形制别具、制作精良，历代以来始终为收藏者所青睐。其中闻名遐迩的是“一刀平五千”，俗称金错刀。“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可见其为古钱收藏之极致。遗憾的是本次考古并没有发现。 鄂尔多斯也曾水草丰美 霍洛柴登古城位于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旗政府所在地锡尼镇西北20公里。古城址平面呈长方形，长1400米，宽1100米。城内地势较平坦，北部地势略高，现大部为草场和农田。 城内地表遍布陶片及砖瓦等，本次还出土了铠甲片、铜箭头等。连吉林说，这座古城是当时汉抵御匈奴侵扰的驻军重镇，方圆1.5平方公里的古城驻军规模可达几万兵马。 鄂尔多斯地区地处黄河南岸，古称河南地。秦汉时期，为了抵御匈奴侵扰，秦汉王朝曾多次派重兵攻取、驻守鄂尔多斯地区。从发掘出土的钱范、钱币实物情况看，可能是就地解决当时军事、经济方面的费用。 在古城北约10多公里处，就是古代“朔方郡”治下的一处大型城址（今磴口县哈腾套海苏木境内），也是军事重镇。另外30公里处有阿鲁柴登匈奴墓葬群（今杭锦旗阿鲁柴登村）。1972年这里出土金器218件，其中的国宝重器“匈奴金冠”，重1202克，是迄今为止仅见的匈奴金冠。 连吉林说，现在这些古城都被风沙淹没。当时这里众多的城镇群和驻军，建有相当规模的铸钱作坊遗址，都说明西汉至新莽时期鄂尔多斯地区是其直接管辖而且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遥想当年秦始皇在此修筑“秦直道”，王昭君路经北上和亲，成吉思汗落鞭指为长眠之地，鄂尔多斯也曾水草丰美。（本报记者高平） 延伸阅读 中国古钱币散发中国魅力 本报记者高平 研究中国古代钱币可以说是考古工作者的必修课和硬功夫。因为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