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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萨特的自由选择观与责任 萨特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存在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他 的存在主义主要有三大核心——世界是荒诞的、存在先于本质和自由选择。由 “存在先于本质”论断引发的“自由选择”理论，经历了绝对的自由选择—— 个人至高无上的自由选择到相对的自由选择——人道主义的自由选择两个阶段， 萨特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又是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本文只择取其 存在主义的核心之一，即“自由选择论”加以剖析，列举萨特的重要的戏剧作 品，说明萨特怎样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他的“自由选择”观。总体而言，萨特既 肯定了人对于“善”的“自由选择”，也否定了人对于“恶”的“自由选择”； 既表现了“真实的人”的“自由选择”，也展现了人在“极限境遇”中的“自由 选择”。这些自由选择，基于相对广义的责任，利己或利他，有意或无意，虚或 实，承担或推托，无论如何都是“自由选择”的最基本支点和触发点。 作为一个剧作家，萨特有意识的将其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融入他的戏剧创 作中。萨特一生所留下的剧本，在法国戏剧史乃至整个世界戏剧史上都占有重 要的地位，其作品用直观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他的哲学思想。萨特的“选择” 并非简单的伦理学层面的问题，而是生发于哲学本体论的。一般来说，遭遇选 择的悖论是一个实际的伦理的问题，即寻找某一选择的合法性，在几种合法性 之间取舍。但是，萨特提供的是另一层面关于“选择”这一行动本身合法的证 明，而不是关于如何选择的说明。 那么，萨特的“选择”意义何在呢？我以为，萨特无情地撕下了那些“小 人”和“懦夫”的“假面具”（有时甚至是无意识地戴上的面具）——那些寻找 托词，将自己的责任推委于外因，或是佯装自己无辜，却不加反思的家伙们。 萨特适时地告诉了我们：不做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所以，“自由—选择—责任” 这个三位一体是每个人无法跳出的绝对境地。此外，萨特的自由选择也激励了 人们鼓起勇气去生活，不是被一个虚幻的乌托邦幻象所迷惑，而是立足于当下 的每时每刻，“发明”自己，创造生活。 许多哲学家认为：自由是意志的基本属性，内心自由才是唯一真正存在的 自由，他们曾想从中寻找摆脱命运的源泉。然而，这类自由始终停留在理论上 和精神上，经不起事实的考验。所以萨特想从一个处境中有行动自由的人着手， 他不满足于想象中的自由，而将意志付诸于行动，“甚至不惜采取一个特殊的行 动来获得自由，哪怕这个自由是极其残酷的，因为只有这样的行动，才能使他 获得最终的自由”。然而，“自由的一个本质性和必然的属性是它位于一定的处 境之中”。在萨特的“情境剧”中，这两难的困境和囚禁是为自由的展现提供一 个舞台，所以在这种极端的情境中又都存在着行动选择的自由，而这一行动的 选择恰是人在某种极端情境下权利的确认，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肯定，“戏剧 能够表现的最动人的人的东西，恰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性格，是选择和自由的作 出决定的瞬间”。 譬如《苍蝇》一剧中主人公俄瑞斯忒斯不得不在神的阻挠，老师的劝阻， 和全体阿耳戈斯人的反对的极端情境下作出选择——替父报仇，杀死了谋害父 亲的篡权者，同时也杀死了杀父的同谋者——自己的生母。《魔鬼与上帝》中的 格茨在行善和作恶的自我选择中陷入了死胡同，“上帝毁人不亚于魔鬼！”。当 失去信仰的海因里希指出上帝并不存在时，格茨才恍然大悟，在魔鬼和上帝之 间他选择了人，抛弃了绝对的伦理之后，发现了历史的伦理，人类的伦理和具 体的伦理，懂得了有时应该强暴，有时应该和平，从此，他与兄弟们为伍，参 加农民的造反。《肮脏的手》中的雨果在彷徨和苦闷当中最终杀死了贺德雷。 “以效果的名义冒损害理想的风险”，而当他出狱后，发现政党所执行的政策正 是贺德雷的方针时，最终对左派政党失望，认识到自己只是跟自己作对，自己 杀死贺德雷的行动毫无意义。《死无葬身之地》实质上是一个完全封闭情境下的 实验剧，因为无论怎样他们都不能活命，然而“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做英雄还是 做懦夫”。游击队员坚持革命的理想，在极限的情境下为了保住同志甚至杀死可 能招供的亲人。在这种痛苦的牺牲中，其表现的不单是道德上做英雄还是做懦 夫的选择，更表现了人在极限情境下选择行动的自由，一种人对自我本质选择 的能动性的推崇，一种崇高的生命精神。 在萨特的极限情境下展现出的人的选择，实质上是对人的生命形式的肯定， “肯定生命，哪怕是他处在最异样最艰难的时刻，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 牲中，仍然为自身力量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在荒诞的人生中，人是自由的， 人有权利对自己的行动作出选择，去获得自己的本质。也就是说“在把自己投 入未来之前，什麽也不存在”，只有这样的选择，一个人才能获得自我的本质， 也即获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所具有的目的和尊严。 不过，萨特的“自由选择”也暴露出了致命的弱点，这种弱点早已植根于 整个存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