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６０年代.docVIP

进入20世纪６０年代，中国外交在毛泽东的战略指导下，在争取“两个中间地带”的问题上有所进展，但仍不足以摆脱同时和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尖锐对立所带来的阴影。 一．国际环境 中美关系缓和的趋向不仅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安全地位，而且在世界上引起了连锁反应，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国际社会承认、接纳中国的进程。中国外交也由此获得新的活力和宝贵的回旋余地。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２６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著名的２７５８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双方发表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与欧洲、北美、大洋洲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同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个建交高潮。此外，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建交的数目大大增加，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改善。1972年尼克松访华，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 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关系正常化。 二．战略的提出 随着中国对外关系新格局逐渐成形，毛泽东对如何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的战略思考也日渐成熟。1973年2月17日，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时提出了 “一条线”的构想。谈起欧洲和日本，毛泽东从遏制苏联扩张的角度出发，劝美国要加强同他们的团结，不要因为细微末节的问题纠缠不休，而忽略了根本的苏联威胁。毛泽东说：“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仅在一年之前，中国还曾指责“美国帝国主义”蓄意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而在尼克松访华后的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随着中美在反霸问题上意见日趋一致，随着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逐步实现，中国方面对日本的看法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并在实际上已把日本视为反霸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因如此，中国现在反而敦促美国加强与保持同日本的密切联系，而不要因小失大。由于来自苏联的威胁与日俱增，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国际上孤立苏联。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从中国、日本往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的联合抗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具有深刻意义和影响。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又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进一步提出了“一大片”的构想，即指“一条线”周围的国家。其目的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一条线”的构想提出之后，在国际斗争中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已成为中国的主要目标。这时中国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对美国的批评，但更强调“要有主有次”，“打击揭露的重点应是苏修”。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全面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三．浅析 1969年苏联对中国领土珍宝岛入侵，导致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跌到了谷底，苏联成为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同时，这件事也使得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看到了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个大国的不和，加上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以及苏联实力的急剧窜伸，使得美国的战略开始出现了调整。中美建交，开启了中国和美国友好的大门，这为中国的国家安全良性的外部环境，改变了“两只手打人”、“腹背受敌”的局面。 美国的战略收缩，使中国有可能在“两霸”中争取“一霸”。这时美国的情况日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６０年代中后期，美国在越南的侵略和干涉达到了顶点，美国的能力也达到了极限，其到处伸手的全球战略已难以为继，因此，收缩过度伸展的力量逐步成为美国统治阶层的共识。美国的这一战略动向，减少了从西南方向对中国的威胁，由此成为中国领导人全盘考虑调整对外战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可以改变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为抗衡苏联的威胁，营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值得指出的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是新中国的一贯立场，这一点对美国并无例外，过去主要是由于美国方面的原因才导致了两国之间２０余年的隔绝与对抗。现在毛泽东看出美国方面有进行战略收缩和改善中美关系的迹象，因此也希望与美国缓和关系，谈判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其中包括解决像台湾和越南战争这样的敏感问题。此外与西方的领头国家——美国改善关系，有助于中国更好地扫除障碍，以此带动一片，改善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摆脱当时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被动局面。因此，这是当时中国国家利益的迫切需要。中美苏三方关系及其力量消长的变化，以及苏联对中国边境军事压力的增大，改变了中美苏关系的基础，这样，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