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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下的民法典论文 一如两百年前一样，人们似乎依旧习惯于仰仗国家来统筹法律，并借助综合性法典来展现法律。文章将探讨这种信赖在法典编纂中的合理性。文章着力论证，在信息化时代，法典编纂的法律信息供给功能可以借由比依赖国家创设法律体系更好的方式予以实现。信息化社会使得法律渊源具有多元性，并赋予了市民选择法律来经营生活的可能性。从传统来说，大陆法系以及普通法系国家在编纂法典以实现法律信息的系统化供给方面的经验表明，这些法典化活动能够满足当时的法律信息管理需要，但是传统的法律编纂方式却难以应对信息化社会的挑战。这促使法律需要以不同的姿态面向大众——在国家编纂法典或法律科学的形式之外，借助多元的可供受众选择的法律信息管理模式。 0引 言 时至今日，法典编纂活动依然方兴未艾。荷兰(1992)、魁北克(1994)、爱沙尼亚(xx)以及罗马尼亚(xx)等国相继编纂了新民法典，而中国亦正跋涉于创设民法典的征程里。这一系列的现象似乎表明：对于法律的呈现方式而言，国家的统筹和组织恍如两百年前一样重要。或许有人会质疑这种对法典编纂活动的炽热感情是否是理性的。然而，这些法典虽然是在两百多年前为民族国家或者迥然有异的社会情形而创设，却依然在今天的民法世界里举足轻重，这也足够令人惊奇的了。笔者认为，在信息化时代，相较于国家创制法律，法典编纂的最重要功能(供给法律信息)能够借助其他更好的方式予以实现。信息化的持续发展改变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法典编纂活动也受到了信息化的影响。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法律信息的有序供给变得困难，因为面对各种铺天盖地而来的信息，人们在管理上难免顾此失彼。1814年，当萨维尼被问及编纂一部民法典的时机是否成熟时，他掷地有声地说“没有”1。时至当下，答案可能依然是否定的。这并不是说人们无法成功编纂民法典，而是说编纂法典可能并非解决问题的最佳进路。 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论证这种设想：其一，笔者将概述法典编纂的历史功能，并分析法律信息供给功能难再借助编纂法典而实现的缘由。其二，笔者将探讨普通法系国家供给法律信息的情况。申言之，诸如苏格兰和南非等许多英美法系国家以及某些去法典化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存在表明，民法典并非不可或缺。2然而，这些国家也可能没有较好地为民众供给法律信息。其三，基于新的信息管理技术带来的启发，笔者将分析能够替代法典编纂活动的方式。 一、法典编纂及其功能 1969年，法国历史学家让·麦莱(Jean Maillet)在一篇发表于《杜兰大学法律评论》上的开创性文章中问道：为何一国纷纷倾向于统筹编列一部法典以呈现法律规则?3让·麦莱归纳了法典编纂的三大历史功能，这种分类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法典编纂潮流之始末。4 首先，作为国家公布法律的一种形式，编纂法典是为了使现行法或者理想法通过综合的、理性的以及系统的方式展现出来。这无疑可以加强民众对法律规则的获取性以及预测性。5在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所生活的时代，法律并非人人皆可触及，为了寻觅解决之道，他曾写下这样一句名言——首要的是进行完整的法律汇编。法典之外不存在法律，因而不允许援引习惯、外国法、构想的自然法，抑或国际法。6在此意义上，杰里米·边沁所指称的“法律的可知性”也是法国编纂拿破仑法典的重要原因之一。7如果你前去拜谒坐落于巴黎第七区荣誉军人院(Les Invalides)的拿破仑墓，你会对这种看法恍然大悟。墓地四周环绕着法国雕刻家皮埃尔·查尔斯·西马特(Pierre-Charles Simart)所设计的12座浮雕，其中一座浮雕是对《法国民法典》的献礼。浮雕上的文字所着重强调的两点是，民法典的朴素简明以及为万民所理解。1这在今天依然很有必要。荷兰之所以在1992年致力于编纂新民法典，是为了促使荷兰私法规则更为前后相吻，以及废除汗牛充栋的需要经由仔细翻阅才能明确个体的权利义务的判例。2无比巧合的是，当下关于欧洲合同法的未来的讨论也是由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顾虑所引发——欧盟法的碎裂化现状亟需通过协调化的重组而予以改善。3 其次，法典编纂的第二个功能在于统一法律。统一法律旨在实现两大目标，一是弥合地域间的差异性，消除内国法的分歧;二是统一民众的法律身份。就前者而言，这种功能主要是服务于经济，因为法律的统一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4这种希冀不仅风行于19世纪，亦且流传至今天。梁慧星教授领衔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认为法律现状尚未符合预期，《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婚姻法》《收养法》和《继承法》等单行法之间存在的协调问题或会危及市场经济尤其是愈来愈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健康发展。[1]无独有偶，王利明教授领衔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