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在主流之外.docVIP

第十章：在主流之外 一、“非主流文学” 二、最初的“异端” 三、“百花文学” 四、象征性的叙述 五、位置的置换 “非主流文学” 非主流文学的概念： 相对于不同阶段的那些被接纳、被肯定、被推崇的主张和创作而言，是个“历史的”概念 “非主流文学”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文学语境里，处于受压制的地位。 有的作品发表后受到批判，有的则没能获得“正式”发表的机会，而在一定范围的读者间，以各种方式流传。 C、“非主流”的“异质”文学的出现，在50-70年代，呈现为“阶段性”的状况。 它们或产生于文学“规范”的要求比较松懈，对“规范”发生多样性理解的时候(如1956年-1957年这一被称为“百花时代”的阶段，以及60年代初在政治、经济、文学政策上进行调整的阶段)，或产生于文学控制虽十分严厉，却存在某种个人写作、“发表”的空间的时候(如“文革”的后期)。 非主流文学的思想、艺术特征： 表现为相当集中的性质。冲突常发生在一些作家坚守的精神态度和文学观念上。对于阐释既定观念的文学写作方向的怀疑，对于保护和重建质疑和批判现实的“启蒙意识”，和在解释、想象世界上的人道主义。 最初的“异端”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李克与工农出身的张同志 路翎《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更多从个体的感性生活经验和意识到的共同命运上，来表现英雄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依据。 路翎小说的矛盾性因素的来源： 他在作品中表达了对个体生命关切的温情，暗示战争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矛盾，和可能出现的“悲剧”（尽管他拒绝把他的小说与“悲剧”这一词语联系在一起） “百花文学” 创作呈现两种趋向： 加强其现实政治的“干预性”，更多负起揭发时弊、关切社会缺陷的责任。旨在重新召唤在“当代”已趋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识。 要求文学向“艺术”回归：向着被忽视的个人生活、情感的开掘 象征性的叙述 1、60年代初，被迫实行全面的“退却”式的“调整”。国家对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控制也有所放松。在这种情势下，文学的多样化的要求重新提出。一些作家在1957年受挫的批判精神，和对自由意志的怀恋，又有所萌发。 2、由于年龄、阅历、知识结构、职业特点诸种因素，又可能是接受了几年前的“历史教训”，和当时文学界对“历史题材”创作的提倡(现实生活的严重问题，使作家感到难以表现，文艺界遂提出对历史题材的开拓)，这些作家的创作大都不是直接触及现实生活，它们从历史故事、传说等取材，来融入作家的现实评价。这种创作现象，可以称为象征性或“影射性”的叙述。 邓拓还与吴晗、廖沫沙一起，以“吴南星”(注：吴，吴晗；南，马南邨，邓拓发表《燕山夜话》用的笔名；星，繁星，廖沫沙写杂文用的笔名。)的共用笔名，在中共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前线》上开辟“三家村札记”的专栏。 常从古代史书，稗史、文人别集、笔记或历史传说、故事中撷取材料，加以阐发引申来议论现实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化艺术、学术研究等范围广泛的现象、问题。 这个时期的历史小说、历史剧，重要的有：陈翔鹤的短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黄秋耘的短篇《杜子美还乡》、《鲁亮侪摘印》，冯至的短篇《白发生黑丝》，田汉的《谢瑶环》(京剧)，孟超的《李慧娘》(京剧)，吴晗的《海瑞罢官》(新编历史剧)等。 在当时创作、改编的戏曲作品中，吴晗的《海瑞罢官》影响最大。 特点：这些小说、戏剧作品，写到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写到报国无门的文人对现实的忧虑和慨叹——正直者的仗义执言、以“道”抗“势”，却得不到当权者的信任，反遭迫害。作品中常流贯着忧国忧民的情绪。“文革”中对它们的批判，主要攻击它们“微言暗讽，影射现实”。如《陶渊明写“挽歌”》是影射1962年的“庐山会议”，《海瑞罢官》是为被罢官的彭德怀翻案。“影射”，如果不一定指人物、细节与“时事”的直接对应和比附，而指作品的取材集中点，指整体的情绪、意向的话，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从根本上说，写作历史剧、历史小说的作家的意图，并非要重现“历史”，而是借“历史”以评说现实。 位置的置换 “文革”期间，除了公开发行的报刊和国家出版社出版的作品外，还存在着在“地下”的一定范围流传的作品——这也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的“非主流文学”。 在“文革”前夕和“文革”中，一大批在此之前被肯定、推荐的当代作品，这个时候，却成了批判对象，被置于“非主流”的位置上。 3、50年代末，写到彭德怀的《保卫延安》就被列为禁书。60年代初，从创作思想到艺术方法都相当切合当代文学规范的长篇《刘志丹》(李建彤)，在未正式出版时就受到批判。陆续被从正统、主流的行列中剔出的，几乎囊括了五六十年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如赵树理的小说，《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红岩》、《山乡巨变》、《三家巷》、《上海的早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