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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结构性、共同体与产权性质 　　摘 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与体系中，自然结构性应该成为一个非常深刻、重要的“生产力”范畴，它可以从根本上解读不同的制度、产权、法令发生的具体原因。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资本主义遭遇了越来越明显的“自然结构性”的约束，同时也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由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契约、民主与法制，存在缓解危机发生的弹性和空间，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全球生产力的结构性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为此，就需要从最基本的生产方式和产权性质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关键词：自然结构性;产权;人类命运共同体　　　　　　无论选择怎样的经济制度、生产方式，无论选择怎样的宗教信仰，人类永远都无法回避与自然的关系。按照1999年9月英国BBC评选出的“千年第一思想家”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的观点①，“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②，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判断，彻底区别于新制度经济学等其他学术流派。历史唯物主义庞大的理论体系正是筑基于此。　　一、自然结构性的制度哲学　　自从1979年中国启动市场化改革以来，产权与制度的变迁一直是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农业经济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对于中国农地产权变迁的轨迹、规律的认识，不同的理论、不同的视角，常常会产生不同的观点与结论，由此导致了理论、政策长期的分歧、纷争。这些分歧、纷争大都仅仅停留在属于人类的意识（ideology）与逻辑的“主体”范围之内，并未与自然界的“生产力”直接勾连起来。但从历史看，产权制度变迁的轨迹，一定有其隐秘的客观性、规律性，并非可以随心所欲。在众多理论流派中，马克思、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首次穿透了人类认识、意识主体的表层，直接接触、链接到了最物质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上面，由此展现了巨大的制度诠释力量。它始终在提醒人类其实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历史的一部分，不可以忘乎所以。“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所以，十八大以后，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生态环境形势，新一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一直呼吁要“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自然，是与人类的主体（subject）意识相对立的存在与客体（object）。它们与人类的生理、生命存在最密切、最物质的勾连。比如，所有的人都需要食品、空气和水，每时每刻都要与自然这一客体产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交换，由此构成了“生命”这一客观的自然现象。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的关系非常复杂，不仅是一种功能层面的简单的关系，或者说不仅是一种物质、能量、信息简单的交流，还需要有结构层面的理解、互动与认识。结构，是自然与物质最重要、最深刻的本质与特征之一。对这种自然结构性的认识，会标志着对“生产力”的认识、对客体的认识的清晰与深入，同时也会标志着对“生产关系”理解、认识的清晰和深入，就像放大镜从一般的8倍转换成为32倍、64倍一样。对此马克思说得很清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物质生产率”，其实就包含了元素、功能、结构等重要的自然范畴。这说明对自然结构性的理解，不仅是科学家的责任，其实也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责任，甚至是文学家、艺术家的责任。如果不能对“生产力”有结构层面的自觉、科学、系统的敬畏与认识，则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也很难诠释制度、产权的轨迹与变迁。比如，市场上最常见的大米，除了其作为口粮的米饭、米粉、米线等功能以外，还存在一种原子、分子、细胞意义的自然结构性，正是它们在决定大米的营养、品质、种类，进一步，又直接决定了各个地区稻谷特殊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文明。一百多年前德国思想家恩格斯观察到了这种令人敬畏的自然结构性、自然客体性，“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希腊哲学的伟大创立者的观点：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逝中，處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两千多年前中国思想家荀子也观察到了这种令人敬畏的自然结构性、自然客体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所以，从长期看，作为客体的自然结构性的动态变化，会直接决定人类的认识、意识和制度的状态与变化，诚如马克思所言，“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