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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陆续又有一些少量的西周甲骨文的发现：①1991年，河北省邢台市南小汪遗址有西周有字卜骨出土。[1]②北京市房山县镇江营西周燕文化遗址于80年代末曾出土一块西周卜骨（T0226⑥：1），为牛肩胛骨的上部，残长13、残宽9厘米左右。③“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重要发现：1996年，在H108中出土了三片带字卜骨，其中一片上刻有“成周”二字。“成周”文献上有明确记载，是西周成王时在洛阳营建的东都，它的出土，证明H108为代表的过去定为琉璃河燕都遗址最早期的一类遗存，其年代不早于成王，从而为确定成王的年代找到了一个定点。） 由于有了这些新的发现，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在“甲骨文”跟“殷墟甲骨文”这两个名称之间划等号了。不过从数量对比上看，殷墟之外所出的甲骨文是微不足道的，我国已发现的古代甲骨文的主体仍然是殷墟甲骨文。 B、金文 指铸或刻在铜器上的铭文。又称“钟鼎文”。先秦多以“金”称铜，跟后世多以“金”称黄金不同。 古代铜器铭文的搜集和研究，早在宋代就已开始。一千年来陆续发现的有铭文的古铜器为数颇多，属于先秦时代的就有万件以上。 商代前期铜器上，铭文极为少见，而且一般只有一两个字。到了商代后期，有铭文的铜器逐渐增多，不过铭文的内容多数仍然很简单，多数只有一到五六个字。主要记作器之名（多不用私名而用族名）和所纪年的先人的称号（如父乙、且乙等）。在商代后期较晚的阶段，出现了一些篇幅较长的铭文，但已发现的最长铭文也不过有40余字。 西周是铜器铭文的全盛时代。这一时期的铜器铭文不但数量多，而且篇幅也往往比较长。在西周铜器上，篇幅百字以上的铭文颇为习见，二三百字以上的也不乏其例。比较突出的，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有291字，西周后期的毛公鼎有498字。春秋时代也有长篇铭文，如宋代发现的齐灵公大臣叔弓（或释“叔夷”）作的镈，铭文493字。同人所作的编钟，由7个组成，全文长达501个字。但长篇铭文已不如西周时多见。从已发现铜器的铭文内容看，西周铜器铭文大多数为周王朝贵族、臣僚所作，春秋铜器几乎都属于各诸侯国。研究西周、春秋时代的文字，金文是最重要的资料。 进入战国以后，铜器铭文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西周到战国早期，铜器铭文中习见的内容变化不大，主要是器主叙述作器原有以及祝愿子孙保有器物等类的话。1978年在湖北随县（现改随州市）的战国初年的曾侯乙墓，发现好几套有铭的编钟。铭文字数近2800字，内容几乎全是讲音律的。这是先秦金文中的一个特例。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传统形式的铭文已经变得少见，“物勒工名”式的铭文则大量出现。这类铭文字数一般不多，所记的主要是作器年分、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等。兵器铭文在这类铭文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旧式的长篇铭文在战国中期以后仍未绝迹。70年代在河北平山县发现了前4世纪末期的中山王墓。墓中出土的铁足铜鼎铭文长达469字，铜方壶铭文长达450字。 春秋以前，铜器铭文几乎都是铸在器物上的。战国中期以后，则往往是在器物制成后用刀刻出来的，兵器等物上的铭文还往往刻得很草率。 秦汉时代的铜器铭文，除了度量衡铜器上的铭文情况比较特殊外，大多数是物勒工名式的和标明器物主人或使用地点的简短铭文。前者如秦孝公18年（前344年）所作的商鞅量（商鞅方升）。秦代的诏版也很有名。这其中刻的草率的，是研究隶书形成的重要资料。 魏晋以后的铜器铭文一般就不大受研究这重视了。 C．石刻文字 　　先秦的石刻文字往往见于戈、磬等器物上，非器物的刻石为数不多，其中最著名的是石鼓文。石鼓文刻在十个石碣上，原来立在秦国雍城（今陕西省凤翔县）县南面的三畤原上，唐代初年始见于记载。这十个石碣每个高70余至80余厘米不等，形状似高脚馒头。因为它们有些像鼓，一般就称之为石鼓。石鼓曾经经过几次迁移。现在收藏在故宫博物馆内。石鼓各石上都刻有一篇六七十字或七八十字的四言诗。原来共有700余字，由于石的表面不断剥蚀，残脱的字已达一大半。关于石鼓的时代，历来有很多争论。由于石鼓有些字的写法跟《说文》所收的、相传为西周宣王时代的文字“籀文”相似，过去很多人把它看作周宣王时的东西。根据最新的研究，石鼓文是春秋晚期偏早的秦国文字。现存最早的石鼓文拓本是宋代的，当时的石鼓就已经有不少残泐[lè]?之处了。 石鼓文之外，比较重要的先秦石刻文字，还有北宋发现的秦王诅楚王的告神之文，即所谓诅楚文。当时大概每告一神即刻一石，埋在祀神之处。北宋时发现了三块这样的刻石，每块刻有三百余字，除神名各异外，文字基本相同。由于原石早已丢失，现在只能看到摹刻本。多数学者认为诅楚文是秦惠文王诅楚怀王之文，其时代属于战国中晚期之交。至于具体的年代似以惠文王后元13年（前312年）的说法为比较合理。 秦统一后，始皇巡行天下，在峄(yi)山、泰山、琅琊台、之罘（也作芝罘fú）、碣石、会（kuài）稽等地刻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