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制度与家族制度讲课讲稿.pptVIP

当时用以铨选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随着门阀制度而产生的。这种选举制度形式上是由各地中正官采纳乡里舆论，根据家世才德，把人才分为九个等级，进行推选，也就是以九品官人。但是，以家族为基础而盘踞于地方的门阀士族，很快就完全垄断了选举权，结果只论家世，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无德无才，总是被列为上品，优先入仕，得受清贵之职，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总是被列为下品，如能入仕，也只可就任士族不屑为的卑浊之职，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书·刘毅传》），“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左思《咏史》），“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晋书·段灼传》）。这样，九品中正制反过来又巩固并发展了门阀制度。 门阀士族不仅各自在本乡本土控制权力，其联合势力又能左右朝政，皇室不得不与它们“共天下”。国家法令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免役等特权。士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士庶之间，实自天隔”，“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姻。如果士族中人与庶族结为姻亲，或者就任一般由庶族中人出仕的卑浊之职，当时称为“婚宦失类”，是十分耻辱的事，会因此而受到排挤。 在士族集团中，不同的宗族也高下不一。唐代柳芳的《姓系论》讲到在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合称“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所谓“郡姓”，完全是“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大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别贵姓，分士庶，习俗既久，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可易也”。 门阀制度不仅在不同的宗族之间区别高低贵贱，在各个高门士族内部，同样也有尊卑上下之分。 门阀士族族大宗强，往往拥有众多的宗族成员，分别属于许多支派和家庭。族内官职最高，财富最多的显贵人物成为首领，他们凭借财富和权势控制宗族，对于宗族成员来说，处于父家长的地位。此外，门阀士族的首领又通过招诱、逼迫等手段收纳门生，庇护逃亡者，并把许多农民当作自己的“荫户”、“附户”、“宾客”、“部曲”，对他们具有号令不二的权力，平时榨取他们的劳动力，战乱时又把他们同宗族子弟一起编为家兵，体现了十分严重的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 宗族中不同支派，不同家庭之间，也因本身财富的多寡，代表人物官职的高低而地位不同，“一姓之中，高下悬隔”。《晋书·阮咸传》说阮籍、阮咸叔侄“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贫”。南朝王氏是第一等的高门大姓，但“王氏以分枝居乌衣者，位官微减”，声望不如其他分枝（《南齐书·王僧虔传》）。博陵崔氏是著名的山东士族，而其中被称为“东崔”的一系却“地望寒劣”（《魏书·高阳王雍传》）。 与讲究门第、族望的门阀制度相联系，魏晋南北朝时谱牒之学十分流行，出现了大量姓氏书和家传、家谱。晋贾弼所撰《姓氏簿状》，“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无所遗”（《新唐书·儒学传·柳冲》），其孙希镜又撰《姓氏要状》、曾孙执又撰《姓氏英贤》，以为家学。刘宋的王弘、刘湛、王俭、王僧孺等也都是姓氏族谱的专家。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所引家谱、家传多达数十种。 郑樵《通志·氏族略·氏族序》说：“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正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 可见谱牒用以明统系，明统系则宗族不淆，“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柳芳《姓系论》），谱学的兴盛正是适应了门阀制度的需要。 由强宗大族发展而来的门阀制度，与西周春秋时期典型的宗法制度相比，其宗族内部的层次系统不是因大宗小宗血缘的远近而作明晰的区分，而更偏重于各个支系、各个家庭的政治权势和财富。宗族中官位最高，财富最多的成员成为实际上的首领，他们取代了宗子的地位，而对宗族的控制则具有更为粗暴的形态。但其重视血统和家世，以血统家世决定社会地位，并在宗族内部实行家长制控制，区别尊卑贵贱，强调等级服从，二者完全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