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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1 / NUMPAGES1 xx情感文化 摘要： 情感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建构性因素，情感是生产一种社会秩序的一个核心的元素，情感深深植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网络中，其生成和固化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烙印，情感既构成了人们行动的原材料，又构成了人们进行交流的符号象征和社会交流的工具。 所谓情感文化，简而言之，应当是指人类所积累的各式各样心理感受的总和。它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在实践活动中，在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矛盾的不断解决中得以形成、存在、积累、传递、发展和发挥的永不停息的活动过程及其成果。 从一般意义上讲，西方文化的核心特征是理性主义与法治精神，而中国文化的核心则是情理精神与德治主义。在认识论上，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情感主要指个体的情绪与情感，而其理性则主要是通过认知后得出的纯粹理性，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不以个体的意志为转移，而且与情感多是对立。这种理性强调科学、现实主义、自主、经济理性等等。而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情”不是指个体的情感体验，而更多地作为一种人际关系的范畴，指通过人为的实践得出的一种行为模式。由“情”入“理”，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理性主要是一种实践理性、道德理性，是基于人性、人情基础上的情理，因而具有某种特殊性、人情情境的多变性和权宜性。“中国重实践，西方重推理。中国重近情，西人重逻辑。“凡天下之事，莫不有其理，亦” 莫不有其情，于情有未达则其理不可通。理是固定的，情是流动的。西人断事之是非，以理为足，中国人必加上情字，而言其情理，人情入理，始为妥当。”与西方理性主义不同，中国的情理精神更多重视人际关系、道德、情感体验等等，重视人为的实践，并在实践中建立“情理”型的互动机制。 中国情感文化的发端与延续，以地理环境特殊性、传统农耕生活及与其相关联的宗法关系为根本。从逻辑关系看，则遵循着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组织方式—思维与行为模式这样一个过程来进行。中华文化起源于农耕文化，而农耕的生产方式，导致了以家族为核心的宗法文化的产生。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发源于家庭生活之中，以血亲关系的伦理准则做为合理性的基础，如孟子提出“人之大伦”在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十分强调伦理规范的情感意蕴。同时他肯定“事亲为大”，并以“亲亲”来解释“仁”。经过历史的演变，由聚族而居的组织方式产生的宗法文化逐步扩张到地域和国家的范畴——由小家发展到“大家”，国家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农耕—宗法基础上的大家。而由小家和大家的组织方式演绎而来的宗法文化的核心，则是以理情为核心的道德伦理文化。刘清平认为，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血亲情理观念，其伦理观念由这样几个方面的要素构成： 注重宗法家族关系的伦理道德意义、以血缘亲情作为确立宗法伦理规范的内在依据、血亲伦理规范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本根基础、赋予血缘亲情原则以天经地义的至上意蕴。 因此，中国人生活在强大的宗族组织之中，趋于把自己的耻感及其对立面——荣誉感——更多地与所属的亲人集团联系起来。“名”的重要内容是“立身行道，扬名为世，以显父母”，孝经中把这种荣誉称为孝的最高形式。因此，“光宗耀祖”是伦人最大的名誉和一种强大的内驱力。反之，如果在社会上得不到名誉，对社会就没有价值。个体的行为损害了宗族和祖先的名声，就是最大的耻辱。而且，由于身后有一个强有力的亲属集团保护壳，来自外部社会（特别是亲属集团以外）的能够引起个体焦虑的评价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冲。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传统注重在“情”的真诚性和安适度上肯定“理”的必然性。 在此基础上，考察一个人的实践活动是否符合“理”，并不是看其与客观“理性”的契合程度，而是看是否能使人的内心情感得到安适，是否与自然、与道德规范达到和谐统一。结果，就使“合理”与“合情”两者紧密结合起来。自然，这个“理”不是在实践中“认知”的结果，而是与人的主观情感感受直接相关。情理成为中国社会人与人相处的社会规范，人情成为人与人进行社会交易时可以用来馈赠对方的的一种资源。在情理文化下，人情是人际交往的根据和规范，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的价值。人们在交往时注重人际关系、情感和情面、礼貌态度、礼尚往来等等。经过长时间的交往，逐渐积累起双方的情感，人情越来越为浓厚，人与人之间就形成了相互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双方彼此就互相有了情感纽带下的情面或面子，而且在持续的交往中，双方重视精神和物质在礼尚往来中的对等报偿原则，这种面子就成为双方相互“报”的必要条件。人情法则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回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也就往往被看成是“施”与“报”的关系。并且，普遍主义精神服从于特殊主义私情。作为一种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体系，儒家文化虽然也提倡“泛爱众”、“仁者爱人”等普遍性伦理原则。但是，由于血亲情理精神是一种特殊的情感，即便有“五伦”这样的扩展范畴，还是从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