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314TakingonChina25％的进口税。作为国际贸易学.PDFVIP

经济学家能够影响政策吗？ 许斌∗ 保罗·克鲁格曼在2010 年3 月14 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 一篇专栏文章，标题是“和中国干一仗”（Taking on China ）。在文章 中克鲁格曼一边指责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损害了全球经济复苏，一 边痛斥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碌碌无为。同时克鲁格曼言之凿凿地 论证了美国不必害怕中国抛售美国国债，进而建议美国对中国来硬 的，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就对中国产品征收25 ％的进口税。 作为国际贸易学的研究者，我对克鲁格曼的学术论文一直非常 钦佩。不同于大多数的西方经济学家只会用高深的数学堆砌出一篇篇 论文作为其提升学术地位的台阶，克鲁格曼的论文往往能够用最少的 数学抓住某个经济问题的最重要的环节并予以致命一击。在我看来， 克鲁格曼在2008 年单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确实是名至实归。 不幸的是，克鲁格曼将其简约的学术风格无节制地拓展到了政 策建议层面上。克鲁格曼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学术推理”存在明显的 漏洞，在这里就不去讨论了。我想和大家聊一下的是：经济学对经济 政策的制订有用吗？经济学家能够影响政策的制订吗？ 在阅读《凯恩斯传》时，我对其中的一段描述印象深刻。凯恩 斯对两位前辈大师做了有趣（甚至是刻薄）的评价。他称杰文斯是在 凿石头，而马歇尔一直在织毛衣。凯恩斯解释道：“杰文斯对理论的 某一个部分看得十分清楚，并将它展示到尽可能清晰的程度；马歇尔 ∗ 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1 对整个理论和它的前因后果都明白，但为了占领整个舞台而不愿意使 用聚光灯，因为聚光灯只能照亮其中的一部分，而将其余部分留在更 深的黑暗之中。”凯恩斯显然对马歇尔式的经济学家颇为不屑，他戏 言道：“将书本上的光荣留给亚当·斯密就够了。”凯恩斯推崇杰文斯 的敏捷，赞叹其能够“迅速传播思想，将它们公之于众”。 如果讨论经济学家对政策的影响力，凯恩斯毋庸置疑地名列前 茅。凯恩斯的《通论》等著作抛弃了古典经济学关于价格和利率决定 的一些重要假设，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凯恩 斯并不愿意等待他的思想慢慢产生影响力。他积极地从事政治活动， 特别是担任英国财政部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代表英国六次访美。尽管 凯恩斯没有直接指导美国总统罗斯福设计其新政政策，但在罗斯福新 政机构中有一大批年轻的凯恩斯经济学的信徒。在 1944 年著名的布 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代表英国所提出的世界储备货币计划被否 决，最终通过的是英国财政部官员怀特的黄金美元挂钩计划，也就是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蓝本。尽管如此，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怀特对凯 恩斯格外推崇，称其为“仍然在世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做过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学者都知道，要评估某个变量的作用必 须做到两点。第一是控制住其他相关变量的作用，第二是搞清楚因果 关系。我一直在盼望哪位研究者能够写一篇“关于经济学家政策影响 力的实证研究”的论文，能够科学地回答我在这里想讨论的问题，但 一直没有盼望到。也许对这个课题的科学研究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在若干年前给我的导师芬德利教授（Ronald Findlay ）的学术庆 2 生会上，我倒是聆听了师兄戴维斯（Donald Davis ）发表的一篇奇文。 戴维斯将芬德利的研究文章和所研究的对象做了“科学”的回归分析， 发现前者对后者的发生和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这篇调侃之作 逗得老爷子很开心，只可惜没有发表出来供更多人欣赏。 说到经济学家的政策影响力，我们不能不说一下今天的中国。 从2004 年到中欧任教以后，我参加的专业学术会议可谓越来越少， 而参加的政策论坛则越来越多。经济学在中国真是一门显学，而宏观 经济学似乎成为了显学中的显学。论坛主办者最希望有诺贝尔奖得主 光临，而且最好是新面孔，因为有些诺奖得主在中国的曝光率实在是 太高了，高得使欣赏他们的边际效用为负了。近年我多次受托联络诺 奖得主来华。不管对方的学术领域是什么，这些诺奖得主都被要求对 中国宏观经济发表“真知灼见”。我常常和学生调侃，我也可以做同 样内容的二十分钟的演讲，可惜没人会付给我五位数的美元价钱！ 不久前我参加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