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经济之间：清末汉阳铁厂厂址定位问题新解——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生产布局研究之二.pdfVIP

政治与经济之间：清末汉阳铁厂厂址定位问题新解——汉阳 铁厂（汉冶萍公司）生产布局研究之二 内容提要： 中国近代最大的钢铁厂为何定址于汉阳大别山下？决策者张之洞当 时的说法（主要着眼于督察管理）一直为一般学者所接受。本文认为， 张氏的说法受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并未透露其主要动机。张之洞放 弃在大冶设厂之主要原因，乃是由于同李鸿章、盛宣怀矛盾激化的结 果。后又受武汉地区社会文化环境与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遂将铁厂 设于汉阳大别山下。汉阳铁厂之布局，是当时特定的人文自然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传统政治因素的影响尤为突出。 主题词：汉阳铁厂 厂址定位 张之洞 一 流行观点及其史料依据 拙文业已阐明：张之洞在粤原定炼铁机炉之所以移设湖北，并非如人 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由于继任粤督李瀚章不喜洋务，遇事推诿，亦 非出于张氏本人之初衷，而是清廷中枢，特别是由醇亲王奕譞所主持 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即海署），为了扶植张之洞以抑制李鸿章淮系 势力过于膨胀，并考虑到湖北地区矿产资源、地理位置以及交通条件 等方面的优势，而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1] 接下来，钢铁厂放弃了 铁矿所在地大冶而选择武汉地区，并最终定址于汉阳龟山（又称大别 山）脚下，这一中观、微观层面的决策，则是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作出 的。汉阳铁厂的选址历来引起人们的争议，褒之者或贬之者多致力于 争辩厂设大冶或汉阳究竟孰优孰劣。至于张氏这一选择的原因，却未 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张之洞为什么要放弃大冶而将铁厂设在武汉呢？光绪十六年四月八 日，张之洞致电盛宣怀，决定放弃大冶，将铁厂设在武昌省城附近。 他对自己的这一决定进行了解释： 铁厂宜设武昌省城外。黄石港地平者洼，高者窄，不能设厂，一也。 荆、襄煤皆在上游，若运大冶，虽止多三百余里，回头无生意，价必 贵，不比省城。钢铁炼成，亦须上运至汉口发售，并运至省城炼枪炮。 多运如煤下行，铁矿上行，皆就省城，无重运之费，二也。大冶距省 远，运煤至彼，运员收员短数搀假，厂中所用以少报多，以劣充优， 繁琐难稽，三也。厂内员司离工游荡，匠役虚冒懒惰，百人得八十人 之用，一日作半日之工，出铁既少，成本即赔，四也。无人料理，即 使无弊，制作亦必粗率，不如法炼成；制成料物，稍不合用，何从销 售？五也。铁厂、炮厂、布局三厂并设，矿物、化学各学堂并附其中， 安得许多得力在行大小委员分投经理？即匠头、翻译、绘、算各生亦 不敷用。三厂若设一处，洋师、华匠皆可通融协济，煤厂亦可公用， 六也。官本二三百万，常年经费货价出入亦二百余万。厂在省外，实 缺大员，无一能到厂者。岁糜巨款，谁其信之？若设在省，则督、抚、 司、道皆可常往阅视，局务皆可与闻。既可信心，亦易报销，七也。 此则中法，非西法。中法者，中国向有此类积习弊端，不能不防也。 即使运费多二三万金。而工作物料虚实优劣，所差不止数十万金矣。 白（指洋矿师白乃富，引者注）议为是。[2]① 此电所列的七条理由包括自然地理条件、运输费用、监督管理及人才 综合利用等方面，内容相当全面。后来张氏虽略有补充，但大抵仍不 出以上范围。[3]② 著名学者全汉昇先生对铁厂定址于汉阳持批评态度。他认为：“为节 省原料运输的费用，铁厂自以设立在铁矿所在地的大冶县为较妥当。” 在谈到张之洞何以将铁厂设在汉阳时，全先生引述上录张氏电文后指 出，“综观张氏列举的七个理由中，有四个（三、四、五、七）完全 著眼于铁厂管理方面。换句话说，因为他须驻在武昌，不愿铁厂厂址 距离他太远，以致管理不周，弊漏丛生，故放弃距离较远的大冶，而 选择近在口尺尺的汉阳来建厂。”[4] 代鲁先生则对铁厂选址予以肯 定。他认为，“张之洞之所以选择省城设厂，是有他相当考虑的，而 这些考虑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设厂汉阳，“比单从‘就铁’一说更 精细，也更节费”；“完全符合当年我国通晓近代科技人才奇缺，而 一般员司人等又深染官场恶习这一国情”，“这又是张之洞高出他人 一筹之处。”[5] 显而易见，两位学者虽对铁厂厂址定位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但却均 以张氏上述说法作为解释铁厂定位的依据。 诚然，上引张之洞电文，包括稍后不久张氏本人的有关文献，系决策 者当时留下的原始材料，其史料本身的真实性不容置疑。问题在于， 作为特定政治氛围中的产物，该电文是否毫无保留地反映了张之洞决 策时的真实想法？在这些公开的理由背后，张氏是否还有某种不可言 说的隐衷？ 对此，我们实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二 一条关键史料之辨析 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张之洞郑重承诺将粤省原定机炉移鄂兴办。 对于铁厂厂址问题，他表示：“将来大冶煤便即置大冶，若大冶煤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