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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三部门”起源的经济分析
作者:佚名
内容提要:学术界普遍用“政府失灵”及“市场失灵”对“第三部
门”的起源进行了经济解释。本文认为中国“第三部门”起源于社会
与经济体制的变革。因此,本文拟结合中国“第三部门”产生的特殊
的制度环境,应用制度变迁理论对其起源进行经济分析。
关键字:第三部门;制度创新;成本效应
一、文献回顾
(一)“第三部门”的定义
“第三部门”这一概念首先由列维特等人于 1973 年提出,目前
学术界关于“第三部门”的定义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大多认同“第
三部门”是除政府部门和企业以外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一切志愿团体、
社会组织或民间协会等向社会提供服务的组织。
塞拉蒙认为,“第三部门”有 6 个基本特征:“正规性”、“民
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和“公益性”。
在中国,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第三部门”几乎不存在,但又确
实存在一些从形式和运作机制上不同于政府和企业的社会组织,因而
中国学者大多倾向于从推动和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角度出发,不将
定义限制得过于严格。例如康晓光就认为只要是依法注册的正式组织,
从事非营利性活动,满足志愿性和公益性(或互益性)要求,具有不
同程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即可称为中国的“第三部门”。
(二)“第三部门”起源的一般解释
“第三部门”起源的经济分析主要包括经济背景分析和经济原因
分析。经济背景分析是对“第三部门”兴起的经济大环境的研究,经
济原因分析是借用经济学工具对其兴起的本质原因进行论述。
西方关于“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
面:由美国经济学家韦斯布罗德(1974)提出的政府失灵理论,该理
论通过论证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局限性,从功能上证明
“第三部门”存在的必要性。不过该理论更多的是说明了政府与“第
三部门”之间的互补关系,并没有揭示是什么因素使得某些产品或服
务只能由“第三部门”提供。在此基础上,美国法律经济学家汉斯曼
(1980)提出了合约失灵理论,通过分析市场的局限性(信息不对称)
及“第三部门”的特征(受“不得分配盈利”约束),解释了在市场
机制与第三部门之间选择后者的原因。但事实上,政府失灵理论和合
约失灵理论都未能很好地解释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的合理分工问
题。而且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为什么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第三部门”
的结构及分布领域各不相同?于是,学者们又从社会传统文化因素考
虑“第三部门”的产生。譬如 James (1987)的实证研究证明:荷
兰和比利时的文化多样性比较高,所以在他们多样化的社会需求条件
下,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第三部门。
我国理论界对中国“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
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两大领域。从社会学研究角度看,如何理解中国改
革开放后“市民社会”的出现和新的社会中介组织的成长,已成为
90 年代以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孙立平,1992、1994;邓
正来,1993、1998;王颖、折小叶,1993;谢维和,1993;王颖,1994;
孙炳耀,1994;张静,1998)。并已从理论概念的引入到关注本土经
验的实证研究(陈健民、丘海雄,1999;孙立平等,1999),以及从
单一的国外经验模式介绍向综合的比较研究分析转向(王绍光,1999)。
从经济学角度看,目前对中国“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经济分析
更多的是对其经济背景的分析,如康晓光(1999)在《转型时期的中
国社团》一文中曾指出中国社团是“集权体制松动”的产物;邓胜国
(2004 )、俞可平(2004 )及王绍光(2004 )等在对中国第三部门发
展环境的研究中也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是引发第三部门产生的其中一
个环境因素。
对经济原因的分析目前仍处于对西方研究理论的梳理及引进阶
段,在研究方式上也大多借用西方的研究方式,重点集中于应用市场
失灵、政府失灵及合约失效等经济学理论(郭国庆,1995;谢岳,2000 ;
李勇军、路金亮,2002 ;谢蕾,2002 ;张建川,2004 )。在引入西方
理论的过程中,部分学者也意识到国外理论解释中国“第三部门”起
源问题的局限性,并进行了一些探讨,其中田凯(2003 )在《国外非
营利组织理论述评》一文中指出韦斯布罗德的“政府失灵”理论的前
提和条件在中国并不适用;康晓光(1999,2004 )也撰文指出不能把
中国社团的迅猛发展看作是对西方语境里的“市场失灵”或“政府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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