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doc

PAGE PAGE 2 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 白晓琪（广西医科大学离休干部） 时光荏苒，抗日战争爆发已70周年，回忆往事，历如昨日。 1938年1939年在北平读初中时的作者在日寇占领下的北平，我正在读初中，那时生活很艰难，常吃混合面，而且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有一件事我至今印象深刻，一次放学回家，在马路上走，忽然后面一声巨响，吓我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日寇坐的吉普车爆胎了。日本军人跳下汽车，对着躲得远远的看热闹的老百姓大骂，我赶紧走开了。 1939年在北平读初中时的作者 日寇占领下的北平，反日情绪高涨，抵制学日语，同学之间传看进步书籍。班上的同学不时地减少，听说是到了北平西边的大山里，穿军衣、受军训，参加共产党、八路军去了。我很羡慕他们，不时地向周围的同学流露出这个思想。 幸运的是，有一天在街上遇见我大姐的一个熟人，她告诉我她家的住处，约我到她家里玩。大姐告诉我，她可能是中共地下党的，我就常去她家，开始时和她说周围同学常常出走，听说是穿军衣、受军训、打日本。后来我就向她表示我想去参加抗日部队，去打日本，不当亡国奴，可是没人介绍我去。她说不要乱讲，要小心。去的次数多了，知心话讲得也多了，有一次她问我是否下定了决心当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我说下定决心了；她说那里生活很艰苦，有时饿肚子，每天走几十里，爬大山，我说不怕艰苦；她说可能会牺牲，我说打日本鬼子就不怕牺牲。经过几次表态，她说我介绍你去。她交待我，某某日几时你到海淀下公共汽车，有个拿着一本书的穿黑大褂的男人，你就跟他走。以后才知道那个穿黑大褂的是中共地下党的交通，他叫郇宇，经常在北平和根据地之间来来往往，传递消息，运送物资，接送人员。他和交通线上各点的老乡都很熟，关系极好，见面都很亲热，叫大娘、大叔的。郇宇送我到了平西的大山里，那是1939年秋末冬初，我参加了肖克任司令员的八路军挺进军。 作者1940年在八路军挺进军我当时16岁，首长问我想干什么，并说你的同学林啊、露啊（她们都更名换姓了）在妇联做妇女工作，你也去那里吧？我说听说有个抗大，想去那里学习，学后回来再工作行吗？领导说那你去联大吧，就送我去冀西北坪村的华北抗日联合大学，校长是成仿吾。学习了将近一年，毕业后，学校领导征求我的意见，问：你留在这里分配，怎样？我说我还是想回平西，回到抗日最前线。回到平西挺进军后，分配我到挺进剧社（宣传队）工作。剧社到各战斗部队慰问演出，也常到村里给群众作鼓动教育宣传工作，晚上搭台点气灯，给群众演出。经常唱的歌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保卫黄河”、“松花江上”、“黄水谣”、“太行山上”、“延安颂”，还唱一些苏联歌曲“青年团员之歌”、“青年航空员”、“红梅花儿开”，还唱安娥、时乐濛作的歌曲，还唱我们挺进军宣传部长罗立斌作词作曲的“挺进军军歌”等。 作者1940年在八路军挺进军 有时候演话剧。记得有一个话剧《大后方的一天》，我演女主人齐小姐和张太太，后来在北京军区军乐团当团长的王建中当时演张先生。剧情主要是讲，在国民党统治区生活不好过，没结婚找房子难，因为谁都不愿意租房子给没结婚的人；但结婚了就失去了工作，因为许多工作又是不要结婚的人。 我不想在剧社工作，想上前线打鬼子，向剧社领导反映调工作，他说女同志少，不能调。有一次在路上碰到骑在马上的军分区政委肖文玖，我说：“肖政委，我想上前线打日本，给我调换个工作好吗？我不想在剧社。”肖很爽快地说：“好。”我又问他：“让我去干什么？”他一本正经地回答我：“当团长。”他这个回答当然是在开玩笑。不过后来确实给我调动了工作，大概是认为我不适宜上前线，把我调去当了文化教员。 肖文玖后来是北京军区的副司令员。1997年应邀参加庆祝晋察冀成立60周年大会，我坐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刚坐下，了解到坐在我旁边的是北京军区的同志，我就问他：肖文玖，肖司令来了没有？这时坐在我背后一个人略带俏皮地慢悠悠地回答：肖文玖，来了。我一回头，讲话的正是肖司令本人，几十年未见面了，这一次见面让我们俩都高兴得要命。 我虽然是初中还未毕业，但由于是城市来的，受的教育相对还比较正规；又由于受家庭和环境的影响，自己平时也学了一点。小时候我大姐是北平两个中学的语文、数学老师，她常督促我和妹妹背颂《古文观止》中的名篇，如吊古战场文、祭十二郎文、陈情表等，背过的几篇，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仍能大致背过。唐诗也是小时大姐叫背，背过一些。英语也会一点，我从初中一年级就学英语，教英语的张老师总想让我们多学一点，学会话、学写信，现在还能记得一点。这个教英语的张老师后来我在联大学习时又和他碰上了，他也参加了革命，并且跟我分在一个队里。他现在离休，在北京，前些年还写信、打电话来问候呢。小代数我也会一点，因此在八路军挺进军当文化教员还是可以的。 我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但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心情是非常愉快的，感觉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