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作文 .docVIP

写在前面的话 郭熟武 窗外，篮球场上加油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室内，同学们或握笔凝思，或奋笔疾书。这也是赛场，尽管没有鲜花和掌声。选手们的思绪在“驰骋”…… 选手们在接受这检阅，而后是他们的作品接受检阅，他们必须在静静的赛场里靠自己的力量去打造，打造出精品。 写作是枯燥的，但对于一个充实的人来说，写作确是一种欢愉的“头部运动”，其中的乐趣只有你运动起来才会真切地体味到。 今天，精品中的精品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精”在立意，“精”在语言……细心的读者也许还会发现更多的“精”，也许还会因此喜欢上这种“头部运动”，真的希望听见有人高喊一声：一起来吧！ 我为成为大赛作文的第一个读者而高兴！ 一 等 奖 问 一年六班 袁 艺 三国硝烟。 秋水乍寒，雾乍起。枯黄的芦苇丛间，乍然显露出一副凄瑟的背影。调弦转轴，抚琴一曲，芦花飞。曲罢，骤然起身，仰天惨叹：“既生瑜，何生亮？”一问亘千古…… 红军征战。 湘江北去，风北吹。艳红的层林边缘，突兀独立着一尊豪迈的身躯。昂首挺胸，赋词一篇，苍生醒。词末，刹间转首，深思凝眸：“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一问雪国耻…… 纵观古今多少问，横看千秋树几人。一直坚信问是崛起的开端。即便公瑾一问过后入归土，那也是因为他无奈，是个例外。正如主席一问：谁主沉浮？由此看来，中国的崛起是历史所必然的，而督都之死也就没什么疑义，试问：既有大略诸葛亮，何须小量公瑾主汗青？ 关于哲学文化，笔者所学甚少，不敢妄谈，但也晓得哲学理论更新速度惊人之快。顺应人类发展进程，哲学文化也在逐步进化。所以问题的存在是必需的，更是必要的。穆尔称赞学生维特根斯坦的优秀，或许并不是只在他本人称赞之前维特根斯坦哲学考试中得了高分甚至满分而受到重视。这中间的绝大部分因素应该是维特根斯坦眸子里渗出的迷茫与经常举起右手以及“为什么”的高频率。作为老师，他喜欢学生问为什么。因为那多少证明学生正在思考自己的观点，而对于文化，维特根斯坦的精神却成了人类思想进步的发动机。前文所讲，问是崛起的开端，在这里恐怕就得变为问是向前的驱动。只有问，不断地问，才有可能先进。 承接上文，笔者不敢斗胆说不问就会落伍，但落伍了，一定是问得太少。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中间应该也不乏握着圆珠笔，双手高捧笔记本追得教授满操场跑的大学生吧。暂且不谈这样做是否有真正的价值，但说你做得到吗？你有这般毅力绕几千米的跑道跑上一整天吗？做得到，就是先进；做不到，你就得甘心落伍。天知道，周公瑾惨叹一声为何？胸有大志却无法载万物，他怎么就不问自己呢？扪心自问：“我心几何，亮心几何？”这么说来，问得从自身出发，主席可谓一代伟人，功不可没，大体讲来无可挑剔。志存高远，无限豪情，望船打鱼思虑“知向谁边？”探问：“华夏儿女，归心何处？”由此看来，问得志存高远。 公瑾英年早亡，是因为问自己问得太少； 主席成就霸业，是多方问志向问得甚多； 人就应三省自身，多问己；志存高远，勤问天。让自己永远足踏于地，眼达于天，多问。 最后，再来一句： 劝君莫作周公瑾，问天问地不问己； 请公多学毛主席，问古问今问高远。 二 等 奖 难以抵达的世界 高一、三班 梁玉莹 我害怕写这样的文字，害怕突如其来的激动会左右现实。 虚拟现场。 小学课堂上，一个稚嫩的声音响起：“老师，为什么我写雪融化了等于春天的答案是错误的？冬天过后不就是春天吗？”“可是标准答案是水，我只按标准给分。”孩子的眼中充满泪水，充斥在脑海中的满是委屈与不解。 孩子充满创意的想法只因“标准”二字而丧失了发问的意义。不知又有多少思想的萌芽在被灌输“标准”的同时而又被封杀掉。于是，越来越多的是公式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少的是问题。 中国和德国同是崇尚哲学的国度，德国人像凿子，善于在没有问题的地方凿出问题，而中国人像橡皮，乐于在有问题的地方把问题擦掉。有人问二者的区别在哪里？我想，是因为问题。 生存的世界中，总有许多人自诩为太阳。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以为自己是蒙特马酒店里那些自命不凡的梵高们和乔依斯们，不屑于发问。然而这不能怪他们，在惧怕悲观鼠标准的重压下，他们唯有选择自己创造标准，从而获得思想上的自由。 有人问维特根斯坦：“罗素为什么落伍了？”他的回答是：“因为他没有问题。”我被这个答案震撼了。中国自古被誉礼仪之邦，每个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的人都深深扎根于一种信仰：思与问。可悲的是，在标准化日趋浓重的时代潮流下，更多人偏爱于思而丢弃了问。这就是中国哲学同德国哲学处于两个平面，两种世界的根源。在这两种世界的外部有一个更大的世界，那是个难以抵达的地域，是一个由许多问题合成的世界。我们总以为问题是一场洪流，且庆幸自己没有被卷入其中，于是，每一个人都开始排斥这个难以抵达的世界。 爱尔维修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之所以人类逐渐控制并取代自然成为世界的主宰者，是由于我们的始祖善于探索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