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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档案谈晚清欧洲人在华游历 欧洲人来华，早在汉代就有记载。此后两千年中，欧洲与中国的交往断断续续。元代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来华旅游，著有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引起轰动。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赴华之潮，更谱写了东西交通史上的新篇章。然而，中国正式对外国旅游者开放，则开始于咸丰十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这一时期，欧洲人成为外国人在华游历的先驱和主角。关于这一段历史，现存大量欧洲当事人的游记文献，为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方便，在此基础上的研究论文专著也颇多。但来自官方的记录特别是清朝政府档案中有关的原始史料，由于各种原因在研究中却很少被人引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明清档案1000多万件，其中清代外务部档案及其它相关全宗的档案中，保留下来了大量的有关晚清时期欧洲人在华游历活动的官方原始记录。本文拟在对该馆所藏有关晚清时期欧洲在华游历者史料初步考察的基础上，就这一段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做一简略记述与分析。 游历护照交涉案及清朝政府对游历护照的管理?一 19世纪中叶以前，欧洲人是不准在中国内陆随便游历的。游历一词在清代官方文件中正式出现，始于咸丰八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天津条约》。该条约第九款规定：英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美等国都先后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但只有英国在与清政府的条约中，明确了西方人在中国游历的概念。因此可以说中英《天津条约》揭开了欧洲人在华内陆游历的序幕。 晚清外国人在华游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是游历护照交涉案。有关此案，在一些游记及非官方的笔记中曾有提及，但多是只言片字，无由窥其全豹。清代外务部档案的记载，为此案的研究提供了系统的史料。从档案来看，此案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清政府的失误所造成的。很可能，英国对欧洲人在华游历方案的提出是蓄谋已久的，而清政府在这方面则显得准备不足。 护照是一个政府控制旅游的最有效的行政手段，清政府的高层领导人当然也知道这个道理。但由于他们的抵触情绪，或者说是漫不经心，在某些技术细节方面没有深思熟虑，从而陷入了被动局面。这些细节问题在条约签订后，很快就浮出水面，使清政府头疼不已。游历护照交涉案首先出现的是关于对游历护照填写的界定上。中英《天津条约》中，游历与通商是写在一起的，因此，英国领事在发护照时，统一填写游历通商护照。在当时，游历、传教、通商是三个并列而概念不同的事情。尤其通商一事，关系到清朝的税收。签约后，中方上就意识到了这个漏洞，于是从咸丰十一年十月开始与英国公使讨论，提出以后英人入中国内地通商执照不由外国领事衙门发给，而是由中国海关统一发给。总理大臣在给英国公使卜鲁士（FrederickBruce）的照会中说：贵国近入内地之人颇有并非通商贸易而专意以各处游历为事者，似前项执照内将游历通商四字合写稍涉牵混，前已将此层面为议定。嗣后发给执照须将游历通商四字分别填写，如专为入内地买卖货物而用则于执照内注明通商字样，不必再写游历等字。并强调希望今后通商护照系由关给发，并不由领事衙门发给。几乎同时，另外一份相同内容的咨文也由总理衙门发往了全国各地有关衙门遵照执行[1]。 英国方面对此很不以为然，反应十分强烈，照会总理衙门，强调游历、通商二词条约正式文本中已写定，不容更改。同时表示对于外国旅游者来说，即于通商、游历二者分享与否自应任听其便，本国并无令其分晰指定之例，实可无庸将执照式样更改[2]。 就在双方高层交涉未决的同时，各地方中国官员与英国领事之间就此事已爆发了实质性的冲突。同治元年至三年（1862年—1864年），牛庄（营口）、汕头等口岸因为中方官府已接到了总理衙门的咨文，要求外国人护照上通商与游历分开填写，而英方驻该地领事则称从未接到英公使的有关改章文件，不同意二词分开来写。于是发生了中方官员拒绝在英方护照上盖印签发的事件。英方态度也很强硬，英驻牛庄的领事密迪乐（ThomawT.Meadows）甚至对中方牛庄守尉说，如果不盖章，英国人将执没有中方官印认可的护照照常在中国内陆游历，所发生的一切后果由中方负责。经过中英双方不断地交涉，同治三年九月，总理衙门明确做了让步：兹英国以游历执照不应删去通商二字迭次照会本衙门照约核办，查条约九款游历二字之下既有通商二字，是游历执照内添有通商字样，亦不能禁其添写。……嗣后各国游历执照如列有通商二字者，领事官送请地方官盖印，准其印给。[3] 这个结果在当时应该算做很理想的结局。表面上中方做了让步，实际上却是个双赢的局面，因为中方想要实质性地区别游历与通商的目的已达到了。通过协商中英双方达成共识，凡通商护照，至洋人入内地买土货，应仍以运照及三连报单为凭，卖洋货仍以税单为凭。凡涉买卖之事，均不得以游历通商护照抵作入内地买卖单照。外国人在华买卖必须亲自到第一个入关口报明领照[4]。 游历护照交涉案的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