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责任》罗家伦.docVIP

知识的责任 ? 罗家伦 ? ?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914年考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进北京大学文科，1920年赴美留学，1922年起又相继留学英、德、法等国。曾参加五四运动，先后担任东南大学教授、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教务主任、代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1928年8月至1930年5月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 要建立新人生观，除了养成道德的勇气而外，还要能负起知识的责任（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本来责任是人人都有的，无论是耕田的，做工的，从军的，或者是任政府官吏的，都各有各的责任。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知识的责任”来讲？知识是人类最高智慧发展的结晶，是人类经验中最可珍贵的宝藏，不是人人都能取得，都能具备的；因此凡有求得知识机会的人，都可说是得天独厚，享受人间特惠的人，所以都应该负一种特殊的责任。而且知识是精神生活的要素，是指挥物质生活的原动力，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倘使有知识的人不能负起他特殊的责任，那他的知识就是无用的，不但无用，并且受了糟蹋。糟蹋知识是人间的罪恶；因为这是阻碍或停滞人类文化的发达和进步。所以知识的责任问题，值得我们加以严重的注意。我们忝属于所谓知识分子，尤其觉得这是一个切身问题。 所谓知识的责任，包含三层意义： 第一是要有负责的思想。思想不是空想，不是幻想，不是梦想，而是搜集各种事实的根据，加以严格逻辑的审核，而后构成的一种有周密系统的精神结晶。所以一知半解，不足以称为成熟的思想；强不知以为知，更不能称为成熟的思想。思想是不容易成立的；必须要经过逻辑的陶熔，科学的锻炼。凡是思想家，都是不断的劳苦工作者。“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他的求知的活动，是一刻不停的，所以他才能孕育出伟大成熟的思想，以领导一世的思想。思想家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们为求真理而蒙受的牺牲，决不亚于在战场上鏖战的牺牲。拿科学的实验来说。譬如在实验室里试验炸药的人，被炸伤或炸死者，不知多少。又如到荒僻的地方调查地质，生物，人种的人，或遇天灾而死，或染疾而死，或遭盗匪蛮族杀害而死的，也不知多少。他们从这种艰苦危难之中得到的思想，自然更觉得亲切而可以负责。西洋学者发表一篇学术报告或论文，都要自己签字，这正是负责的表现。 其次是除有负责的思想而外，还要能对负责的思想负责。思想既是不易得到的真理，则一旦得到以后，就应该负一种推进和扩充的责任。真理是不应埋没的，是要发表的。在发表以前，固应首先考虑他是不是真理，可不可以发表；但是既已考虑发表以后，苟无新事实新理论的发展和修正，或是为他人更精辟的学说所折服，那就应当本着大无畏的精神把他更尖锐地推进，更广大地扩充。我们读西洋科学史，都知道科学家为真理的推进和扩充而奋斗牺牲的事迹，真是“史不绝书”。譬如哥白尼（Copernicus）最先发现地动学说，说太阳是不动的，地球及其他行星都在他的周围运行，节就因此受了教会多少的阻碍。后来白兰罗①（Bruno）出来，继续研究，承认了这个真理，极力传播，弄到触犯了教会的大怒，不仅是被捕入狱，而且被“点天灯”而死。盖律雷②（Galileo）继起，更加以物理学的证明，去阐扬这种学说，到老年还铁锁锒铛，饱受铁窗的风味。他们虽受尽压迫和困辱，但始终都坚持原来的信仰，有“鼎镬甘始饴，求之不可得”的态度。他们虽因此而牺牲，但是科学上的真理，却因为他们的牺牲而确定。像这种对于思想负责的精神，才正是推动人类文化的伟大动力。 再进一层说，知识分子既然得天独厚，受了人间的特惠，就应该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人群，负起更重大的责任来。世间亦唯有知识分子才有机会去发掘人类文化的宝藏，才有特权去承受过去时代留下最好的精神遗产。知识分子是民族最优秀的分子，同时也是国家最幸运的宠儿。如果不比常人负更重更大的责任，如何对得起自己天然的秉赋？如何对得起国家民族的赐予？又如何对得起历代先哲的伟大遗留？知识分子在中国向称为“士”。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身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抱一种舍我其谁至死无悔的态度，去担当领导群伦继往开来的责任。当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知识分子的责任尤为重大。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必须有这种抱负，才配做知识分子。他的“胸中十万甲兵”，也是由此而来的。 提起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很觉痛心。中国社会一般的通病，就是不负责任而以行政的部分为尤甚（这当然是指行政的一部分而言）。从前的公文程式，是不用引号的；办稿的时候，引到来文不必照钞，只写“云云”二字，让书吏照原文补写进去。传说沈葆桢做某省巡抚，发现某县的来文上，书吏照钞云云二字，不曾将原引来文补入，该县各级负责人员，也不曾觉察。于是他很幽默的批道：“吏云云，幕云云，官亦云云，想该县所办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