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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中国律师第一人 许多文章、资料中，都认为伍廷芳是 “中国律师第一人”。其实并不准确。准确地说，伍廷 芳应当是中国人取得国外律师资格第一人，曹汝霖才是真正取得中国律师资格第一人。 曹汝霖，（1877-1966）字润田，生于上海，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法学院（这可能是他 与日本人的关系相对较好的渊源）。1900 年回国后，在清政府部门供职。曾位至外务部副大 臣。在民国政府中，担任过外交部次长、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财政总长等要职。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考研大军，研究生就业问题近年来也成为热点话题。官方发布的研究 生总体就业率高达 95% 以上，但有的专业首次就业率甚至低至5.56% 。究竟什么才是真实的 情况，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但多几个渠道了解信息，或许能在作决定时提供帮助。 七成高校研究生就业率超 95 ％ 凯程考研以专业、负责、创新、分享的办学理念，突出高命中率、强时效性、全面一条 龙服务的特色，成为考研学子选择专业课辅导的首选。10 年来已有千余位考生在凯程的帮 助下顺利考取全国著名高校，引发业界强烈关注。 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曹汝霖曾经是一以贯之的“卖国贼”（许多历史书上都是这么说的）。 殊不知，曹汝霖确实有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据 曹汝霖先生晚年的自传《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记载，曹汝霖被盖以 “卖国贼”之棺，还 是有些冤枉的。但是，没有办法，我们看到的史书上都说他是 “卖国贼”。同样没有办法的 是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就是这样。后人要还原历史真相确实有些 困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关于曹汝霖是取得中国律师资格第一人的说法，最初有些怀 疑。后来又查阅了其他一些历史资料，发现曹汝霖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他的确是“中国律 师第一人”。 现将曹汝霖做律师、“卖国”期间的部分历史碎片串在一起，看看曹汝霖的一些具体情况。 　 “司法部成立，新订律师条例，法庭诉讼可延律师，余即请领律师证书，尚是第一号， 事务所即设在家中。时仲和任大理院院长，大理院与高等法院在一起，前清已新盖大楼。地 方审判厅另设他处，仍是旧衙。时法官与我同学的不少，向来往还甚稔，因余为律师，为避 嫌起见，与余戟门、林行规、姚次之、张棣生平素极熟之友人等，绝少往来，即仲和亦少见， 见亦决不谈讼事。当时法官真是廉洁自好，对于讼案，慎重审理，散值后犹携案卷回家工作， 可当得起清慎勤三字。各省法官亦蔚成风气，绝不闻有受贿情事。此种风格，直维持到北方 政府终结为止。 　余初作律师，除照章公费外，不计较酬报，听当事人之便。其时风气未开，请教者不多。 后有一案，一审判死罪，二审维持原判，上告到大理院。该案论事实应判死刑，惟因律无明 文，情形特殊，第一审根据事实判处死刑，第二审仍维持原判，被告不服告到大理院，请我 辩护。余即根据律无明文不能判罪为理由，大理院本是书面审理，遂将辩护状送进。结果原 判撤销，改判无罪，于是被告全家老小，到我事务处叩头致谢，感激涕零，谓因家贫，只送 些土产表示谢意。余亦不收酬费，连公费也免了。从此大家知道诉讼不能不请律师，且知道 我以侍郎做律师，区区之名，不胫而走，从此门庭如市。余亦不管案件大小，来者不拒，每 月收入，绰有裕余。后来，法政学生挂牌业律师者渐多，唐宝锷亦挂牌做律师了。 有一次赴保定出庭，旁听席满，添设板凳，亦皆站满，大都为保定法政学堂学生，无非震于 虚名，都来旁听。及返旅馆，见张灯结彩，大书欢迎曹大律师，暗觉可笑。晚饭后，有二十 余乡民，跪在中庭，求大律师申寃。余出中庭，请他们起来，问要申什么冤？他们齐声说道， 我们都是种地人，有跟人争田亩界线不清的事，也有争夺收成的事，告到地方法院，法官判 得不公平。我们正在农忙时候，没工夫去高等法院上诉，等到农忙完了，上省到高等法院递 呈子，挂牌出来，都被批驳，说上诉过期，不准上诉了，您想冤不冤？只好求大律师到京为 我们想法申冤。其时监狱由清末新建，洁净有秩序，是为清末预备立宪而新盖者。至地方厅 看守所，反逼窄污秽，秽气熏人，令人难受。论理看守所，为留置未决犯，监狱则为收押已 决犯，看守所应比监狱为优待，今乃适得其反，殊欠公道。我有时因面询当事人之故，身历 其境，亲眼看见，因建议司法部（时司法次长为汪子健〔有龄〕）应予改善。子健亦稔友， 他告我道，监狱建后，本有修建地方审判厅及看守所之计划，适逢国变，遂不果行，如有经 费当仍照原计划进行。但在我任律师时，未见实行，惟稍清洁而已。我想农民没有法律知识， 跟他们讲过期不能上诉的律文他们也不会明白，只安慰他们，等我到京想法子。但告他们， 我不是法官，准不准也没有把握，如果不能达到目的，要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