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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8-10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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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收入分配理论 收入分配理论 经济学家始终未能找到满足经济效率与公平分配的最优组合点的条件,这就给研 究收入分配问题留下了极大的理论空间。 对于收入分配是否有助于改善人类生活,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却表现出很大的 差异。新古典经济学家把收入分配问题仅仅看作是一般价格形成问题中的一个方 面。在他们看来,只要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生产要素按其价格所获得的 收入就是公平合理的。旧福利经济学把国民收入的总量和国民收入分配的均等程 度作为经济福利提高的充分条件。而新福利经济学则把收入分配排除在福利增加 的条件之外。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经济效率只是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的必要条 件,收入分配的公平才是充分条件。但由于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困惑,经济学家始 终未能找到满足经济效率与公平分配的最优组合点的条件,这就给研究收入分配 问题留下了极大的理论空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 学的崛起和美国“新政”的大规模实施,收入再分配已成为西方经济学和政府用 来对付不平等现象的主要手段,西方国家风靡一时的“福利国家”便是在这种背 景下兴起的。但是,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西方国家爆发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 发的 “滞胀”,引致凯恩斯经济学危机,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再度崛起。瑞典社 会民主党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大选中的失败、80 年代初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在 英、美的上台,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进入 20 世纪以后,由于管理成本的 上升和对效率的负面影响,“福利国家危机论”一直比较流行。但福利国家在提 供信息和保健服务、消除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预防社会分化和利益冲突等方面 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又难以否认。不仅如此,西方国家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又为政府 实行再分配政策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加之收入分配的过于悬殊不仅可能影响 效率,而且其本身就与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相冲突。因此,收入分配问题重 新成为西方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边际革命以来,西方主流 经济学家大多推崇经济学研究的数理化倾向,贬抑伦理化倾向。近年来,主流经 济学对规范经济学的理论意义和科学作用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肯定。1998 年印 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明证。另外,罗尔斯、诺齐克 等政治哲学家也对分配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卓有成效的研究,并且已得到经济学家 的认可。这都为多视角、多方位、多学科综合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氛 围。因此,无论是从西方经济理论自身的演变来看,还是从经济学与其它学科的 合理回归与相互融合来看,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都愈来愈受到关注。而在西方收 入分配理论的研究中,集中表现出两大鲜明的特征:一是对非收入因素的关注, 二是对社会最底层成员的关注。 传统经济理论中对收入分配分析时所考虑的主要是收入、商品、效用等福利 主义概念。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在分析收入分配的内容之时,考虑的范围不仅仅 局限于收入或者商品了,自由、权利、能力等非收入和非商品信息日益受到当代 经济学家们的青睐。这可以说是收入分配理论研究、乃至整个经济理论研究中的 一种进步。表明经济学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了。或者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社会学、 政治学等学科正在实现合理的回归。 西方收入分配理论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上 述两大新的特征,对客观认识中国收入分配的历史与现实和制定相关政策都具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价格把广大农 民所创造的一部分价值转化为城市居民的收入;国家还可以通过计划调拨、统购 统销等形式对能源和自然资源在省份之间、地区之间进行强制性地转移。但以上 实际上的不平等丝毫也改变不了当时中国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大格局。因为在传 统体制下,国有资产不仅在法律上或者名义上是国有的,而且对它的实际占有和 控制权也集中在国家手中。在这种产权基础上,国家是资本收入或剩余的惟一占 有者。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个人通过占有资本获得收入的可能性。这样,劳动便 成为个人获得收入的惟一手段,但由于缺乏市场机会,劳动者获得的收入并不是 市场上所实现的价值,而是按照“计划评价”由政府配给的价值。因此,个人收 入与他的主观努力程度和客观工作成绩并无直接关系。这种产权制度下的收入分 配结果在总体上必然是平均主义的。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传统制度中对教 育和医疗保障等所实行的平均分配,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 用也是毋庸置疑的。对此,阿马蒂亚·森曾经做过精辟的分析。他提出了两种迅 速降低死亡率的成功手段。一种是“增长引发”,另一种是“扶持导致”。前者(如 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省)通过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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