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概论讲义第十三章.docVIP

第十三章 河洛文化与周边、外国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李学勤先生说：“在研究区域文化时，不可忘记把它放到全国这一整体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对于这里谈的河洛文化即中原文化，尤其要作如是观，才能将这方面研究的重要价值充分凸显出来。”“我们认为中原与周边之间的文化影响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各地区的文化彼此都有交流，有融合。” 李学勤：《河洛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光明日报》2004年8月24日。 李学勤：《河洛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光明日报》2004年8月 《西方语境中的中国哲学》，《光明日报》，2007年8 第一节 史前河洛文化与周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河洛地区是华夏部族活动的中心区，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等，就是华夏部族创造的不同阶段文化。早在史前，河洛地区的文化就与周边地区的文化发生交流和碰撞。 一、河洛地区与海岱地区的文化交流 徐基先生指出：“若就目前的考古发现作全方位考察，我国两大河流域以农业为生计的先民，最先走出旧居地、出现在周边居民面前的是河洛地区的早期仰韶人，随后跟进的则是东方海岱区的晚期北辛人及其后继者大汶口人。” 徐基、刘嘉玉：《河洛文化形成中的外力作用》，《河洛文化与汉民族散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 海岱地区是东夷部族活动的中心区。东夷人至少从北辛文化起，就一直是居住在山东地区的土著居民，中经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直到岳石文化，都是东夷族居民创造的不同阶段的文化。华夏和东夷两个部族在今河南东部地区已有所接触，开始了两种文化的碰撞。 河洛地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区。仰韶文化与分布于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在豫东地区相遇，形成犬牙交错和相互激发的局面。 仰韶人开始东进的范围就较大——可谓先声夺人，从鲁南的滕州北辛，经鲁西的汶上东贾柏、阳谷红谷堆、阿城，到鲁北邹平的西南村（遗址），都发现了数量不等的典型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后岗一期）的器物。 后来仰韶文化东面到达泰山西侧，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大汶口早期文化中发现有在河洛地区盛行的仰韶文化彩陶盆和彩陶钵，这就说明早期大汶口文化曾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并吸收了它的因素。 仰韶文化影响所及至于东海之滨。“在黄河下游，继后冈一期文化之后，便是大汶口文化的刘林期。”“由于庙底沟文化的东迁，刘林期的分布范围，远较后冈一期缩小。”“同时，刘林期居民积极接受并融合了庙底沟文化的先进因素，将自己的生产力及社会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第1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第1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大汶口文化发展到中期，回过头来对仰韶文化又产生了某些影响，在郑州大河村第三、四期、鄢陵故城和禹县谷水第二期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大汶口文化的陶规、陶壶、陶杯等。在大河村三、四期所含大汶口文化因素，在陶器中表现得最为清楚，遗址中还发现了随葬陶背壶的大汶口文化本色墓葬。 “大汶口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在自我封闭的情况下实现的，它同仰韶文化及其它相邻原始文化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不难看出，大汶口文化的鼎、豆的形制显然影响到仰韶文化的同类器物，它所特有的背水壶也不只一次的在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的遗存中发现。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南省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内，往往发现典型的大汶口文化的墓葬。说明大汶口文化对于仰韶文化的影响，至少有一部分是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而实现的。 同一时期仰韶文化对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在程度上虽然要小一些，也还是相当明显的。例如仰韶文化陶器上的篮纹和彩陶上的带状网格纹，就都是在这个时候传入大汶口文化的。两个文化的密切联系，还可从二者发展的同步性体现出来。”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第221～2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第221～2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龙山文化时代，河洛地区与海岱地区的文化基本同步发展。而河南东部的造律台类型文化，在文化面貌上介于龙山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之间。 这一时期河洛地区直接受到海岱文化的影响。在郑州站马屯、临汝煤山、登封王城岗等遗址中，都发现了具有龙山文化特色的袋足鬶、圈足盘、三瓦足盆、觚和三角形足鼎，传统磨光黑陶的烧造技艺也传向西方。 而中原龙山文化对海岱地区的影响，表现在中原陶系的拍印文饰（方格、绳纹）和炊器用鬲，为鲁西居民加以改造后普遍采用，弦纹陶鬲一直传递到东南海滨。它使海岱地区及早地纳入古代中国特色的“鼎鬲文化”中。 综上所述，从考古发现看来，早在新石器时代，河洛地区和海岱地区的经济文化已开始相互影响。 传说中的五帝时期，伴随着华夏部族和东夷部族的交融，中原文化和海岱文化也开始出现交流和互动。黄帝部族据有中原地区以后，其势力逐渐向东部扩展，部分东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