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文化魅力——越剧.pptVIP

PPT 越剧起源于19世纪中叶嵊县（今浙江嵊州）的“落地唱书”。从上世纪50年代起，逐渐向外拓展，受到了全国各地乃至海外观众的喜爱，被誉为中华梨园中的奇葩。2006年，她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经过百年的繁衍流变、融合沉淀而凝聚成的越剧艺术，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成为长三角一个地域性的文化符号，展现了动人的文化魅力。 1、孕育期：田头屋前的民间文化 越剧诞生地浙江嵊州市，置县迄今已2100多年，唐前称剡中，亦称剡县。 清咸丰元年(1851年)前后，嵊州马塘村有位青年农民金其炳，是一位聪慧的民歌手，自编自唱，有见人唱人、见物唱物、即兴歌唱之能，并唱得形象有趣，使听者捧腹大笑。歌谣反映了农民对世道的不满和内心忧郁之情，曲调好听，内容深人人心，很受广大农民欢迎，被广为传唱。金其炳之名也传扬剡江南北，许多青年纷纷拜他为师学唱。 金其炳自有艺徒后，歌唱有了帮手，便根据佛曲、山小调的格式，自己填词任意歌唱。又按“箫经”中“四工合上尺”五个字或佛曲中的“阿弥陀佛”作尾声衬字，叫艺徒帮腔，如此便形成有领唱、有帮腔的样式，气势较前雄壮，大大激励了演唱者情绪。因为这种曲调以“四工合上尺”为衬字，大家就叫“四工合调”。 从1851年前后金其炳等人的田头歌唱到被人们邀到台门、天井中演唱的十多年时间里，被称为“落地唱书”的前身——田头歌唱。到1863年前后，田头歌唱发展成沿门唱书，即沿门挨户卖唱。 1、孕育期：田头屋前的民间文化 当时，嵊州剡江两岸农村自然灾害连年发生，同时清政府的苛捐杂税繁重，使嵊州农村经济破产，民不聊生，离乡背井，四处逃荒。在这样特定历史条件下，于清咸丰末年至同治初年前后，部分青年农民用民间曲艺作为谋生手段，赖以生存。越剧的“母亲”——落地唱书产生了。 “落地唱书”经过几十年的孕育发展后瓜熟蒂落，越剧由此诞生。当时群众和艺人取名“小歌文书班”，简称为“小歌班”。 当时的小歌班演员合影 1、孕育期：田头屋前的民间文化 2、生成期：市民文化的哺育 据《越剧志》记载，越剧的流传区域多达16个省（市）、自治区，且特别活跃于北京、上海、杭州、南京、重庆、香港等一些文化发达的都市。这恐怕跟越剧当初在上海滩的文化圈里几经摔打密切相关。 1917年、1918年和1919年，嵊县的小歌班三度赴沪献演均告失败。但到了1920年，小歌班第四次进军上海终于引起轰动。分析成功的原因，归根到底当是小歌班一头扎进了市民文化圈的怀抱，且屡踣屡起，义无反顾的缘故。 其重要征象有二： 其一是在不断向那些占领上海舞台的剧种学习的过程中，小歌班逐渐捉摸到了上海市民的审美心理和艺术情趣，逐渐形成了最初的为都市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表演程式； 其二则更具意义，小歌班上演的《碧玉簪》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剧目所涉及的妇女地位和婚姻制度问题，与方兴未艾的“五四”运动的脉搏相契合，跟席卷上海滩的新文化思潮的热点相一致。 2、生成期：市民文化的哺育 《碧玉簪》剧照 《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 获得市民文化认同之后，小歌班在上海著名的娱乐场所“大世界”有了一席之地，并于1921年在《申报》刊出广告，自行命名“绍兴文戏”。后来上海的报刊和广告将“绍兴文戏”改称“越剧”，那是在女班绍兴文戏声名鹊起之际。女子演戏本是当时上海娱乐业的时尚，但“绍兴文戏”的女班却是屡遭磨难而后成的。到了1939年9月，上海几乎云集了所有著名的女演员，全市有13个演女子越剧的剧场，1941年下半年竟猛增至36处之多。 2、生成期：市民文化的哺育 上海成为女子越剧中心，纯粹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市民文化上流层面盛行捧风的结果。越剧女演员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越剧十姐妹。 当时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娱乐界和新闻界的名人多为宁波、绍兴一带移民，他们喜欢越剧。 上海无可争议地成了越剧的殿堂。在汲取了大量含有多元文化因素的上海市民文化营养之后，越剧原先的越地农村文化的区域属性已被大大突破，茁长为以上海为中心、以江浙沪为基地的吴越文化圈的一个特色品牌。 2、生成期：市民文化的哺育 越剧十姐妹合影 《山河恋》剧照 “越剧十姐妹”，包括袁雪芬、尹桂芳、筱丹桂、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竺水招、张桂凤、徐天红、吴小楼。因1947年同台演出《山河恋》而得名。 越剧的繁荣固然得益于市民文化的注入，而越剧的持续繁荣则取决于她在刚获得市民文化推重之时即起步进行改革。 1942年10月，袁雪芬吸收新文艺工作者参加，对越剧进行全面的改革，被称为“新越剧”。编导有于吟、韩义、蓝流、白涛、肖章、吕仲、南薇、徐进等。1944年9月起，尹桂芳、竺水招也在龙门大戏院进行改革。此后，上海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