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造演讲.docVIP

土地改革后的问题 　　土地改革后的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中农化”。在老解放区，由于种种原因又出现了土地买卖和两级分化的现象。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农民得到土地后，下一步该怎么办？根据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必须进一步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农民引到互助合作的道路上来。 　　土地改革后的农村都建立了互助合作组，由于土地买卖和两级分化，有的地区不少互助组瘫痪了。1950年7月，山西省委组织考察组到武乡县进行考察后写出了《山西武乡农村考察报告》,同年山西省长治地委也写出了《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两个报告持相同的观点，认为要解决互助组消沉涣散的问题，必须使互助组增加新的内容，才能够有效的增加生产。那么山西所说的新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要把互助组转变成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山西省委在写给华北局的《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中还主张用增加公共积累、扩大初级社按劳分配部分的比重这些新因素，限制富农发展，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 　　当时，刘少奇和华北局对山西省委的上述主张持不同意见，认为：巩固互助组的主要问题是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而不是去动摇其私有的基础。强调搞农业集体化，那是将来的任务，并要以国家工业的强大发展和农业机器的大量使用为条件。华北局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复和刘少奇同志的批语和他在不同场合的讲话都对山西的主张提出了批评。刘少奇认为山西的做法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和东北局的意见，并明确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在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期是存在着争论的。后来，刘少奇和华北局的薄一波、刘澜涛遵从了毛泽东。从而在中央“统一了思想认识”并早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前于1951年9月，中央召开的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后又经修改，于同年12月下发各级党委试行。一直到1953年2月经毛泽东进一步修改后才作出正式《决议》发给全党实施。 对农民“两个积极性” 的误判 　　在土地改革后，农村面临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这时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生产力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但是，毛泽东认为个体农民靠单干增产是有限的，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强调合作比单干强。他还认为土改后的农村阵地，社会主义（即集体所有制）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他指出资本主义也可以增产，但时间会更长，且是一条痛苦的道路，农民又会两级分化。他强调：我们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即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道路。他认为民主革命时期，工农联盟是建立在土地革命基础上的。在土地革命完成后，农民已经不再满足于此了。共产党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他指出：以前那个反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联盟是暂时的，土改后农民又会发生分化，所以只有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农民富裕起来了才能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 　　这时，有一些地区，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两级分化的现象。一部分农户由于天灾、人祸又陷入贫困之中，还有一些鳏、寡、孤、独的贫困户的困难，互助组也无力解决，因此他们不得不出卖刚分得的土地。毛泽东认为：为了防止少数农户又走向贫困化，为了阻止农民卖田卖地，唯一的办法就是搞合作化，总之他从各个方面强调了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还认为，对土改后的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必要，而且也是可能的。他提出，土改后的农民有两个积极性（这一思想也反映在1951年的决议草案中）：一是作为个体经济、小私有者的农民有自发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一是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又有互助合作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对农民的这两个积极性，他虽然也指出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的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并且要求在政策上巩固地联合中农，允许富农经济的发展。但是他更多的是强调作为劳动者的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并在实际工作中，对当时农民的这两种积极性存在着误判。本来应该充分地估计并发挥获得土地后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高涨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并可以使农业生产获得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由于这种误判，相反的却强调了革命的不停顿，强调了土改后应趁热打铁立即进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化的道路。而这时共产党在农民中的威信是空前的。只要是共产党、毛主席说的话，农民都相信，因为他们认定共产党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 　　在1953年11月4日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办合作社应切合实际，应考虑到可能性，即条件问题。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可是在办社条件是否成熟问题上，这时也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识是刚刚获得土地的、小私有者的农民在政治上还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